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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第3页）

由上可知，这些准备工作几乎都是由东南济急善会筹划布置。

在京津地区，因为东南济急善会并未派专人前往，而救济善会则派驻不少办事人员，因此“三忠”

灵柩在由京至津、由津至沪的运送过程中，当以救济善会为主；到了上海，东南济急善会主持者手中掌握的资源以及影响力，均非救济善会可比，因此三忠灵柩在沪祭奠事宜，几乎是由东南济急善会一手操办。

实际上，施则敬早在二月二十三日便致函盛宣怀，对灵柩到沪有关事宜进行了通盘筹划：

顷奉手示，敬悉徐许袁三公灵柩附丰顺轮船南下，昨已由辑翁知会立即商同预备一切，拟于轮船到埠之次晨由金利源起岸，至大王庙码头登内河船。

已借重台衔领袖缮发知单，知会在沪文武官绅，并即登报，届期一体前往执绋。

一面函告袁海观观察饬县派差，分别预备，并知会领事转饬英法捕房妥为照料。

又向廖楚才参戎借定炮船三只护送。

惟内河船须用小轮拖带，顷又函至淞沪局朱观察、制造局潘观察，商借小轮各一艘，以资节省，尚无回信。

如能借到最好，否则只可另雇。

倘朱潘两处回信，或迳送至钧处，尚乞随时掷示，以便接洽。

再灵柩起岸沿途应有队伍方可饰观，前经函请袁观察酌派。

旋据面称，甚属费事，因而作罢。

则敬以为，如无队伍，殊失体面，因电请南洋电饬沪道照派。

[25]

后来，三忠灵柩在沪祭奠、转运事宜，几乎便是以此为蓝本。

由此也可见，盛宣怀等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是有意将三忠灵柩运送回南及祭奠事宜打造成上海社会的一大盛事。

东南济急善会的有心之举得到沪上官绅的广泛呼应，《新闻报》于三月五日发表题为《广劝沪上绅商致祭三忠灵榇启》的论说，将“三忠”

与东南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三忠”

与东南督抚密通消息，参与东南互保，“为东南而死”

，因而“倡议在沪绅商以各行业商会为单位分头联络设祭”

，“在灵柩所经之处，家家以香烛祭之”

。

[26]《申报》对于三月十日“寓申士庶官商沿途致祭”

“三忠”

灵柩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

计：两江督宪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岘庄制军，电饬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袁海观观察，祭于河南路奚良瀛药铺前；招商总局督办盛杏荪丞堂以下诸君，祭于法租界公馆马路鸿运楼酒肆前；《中外日报》《新闻报》《苏报》《沪报》诸同仁，祭于四马路盘记栈；比邻铁路公司诸君，祭于江海春西菜馆前；电报沪局诸君，祭于抛球场宏昌洋货号前；嘉兴诸君同乡，祭于聚丰园、状元楼二酒肆前；绸业同人，祭于金谷香西菜馆前；同事诸君，祭于海国春西菜馆前；酱业各商，祭于振新酱园前；湖州诸同乡，祭于寿圣庵佛店前；东南济急会同人，祭于金利源宁波码头栈房前；前法界公廨□员葛蕃甫大令，祭于晋安里公馆前；沈君某，祭于来安里前。

此外，如法界锦章洋货店前、新协成烟馆前、英界十万卷书肆前、北协成烟馆前、源米书肆前、源米店肆前、保安善堂前、仁大典肆前、一林春茶肆前及北泥城桥畔，亦有设筵以祭者。

[27]

对于浙江三忠的隆重祭奠，很好地检阅了东南济急善会对于上海社会的动员能力，这样一种煊赫声势的营造，借助媒体的推波助澜，又势必在整个东南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同时因为浙江三忠与东南地区，尤其江浙地区的密切关系[28]，三忠灵柩的运送回南，并受到隆重祭奠，且得到热烈响应，无疑有助于江浙乃至东南的自我认同进一步强化与深化。

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以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的方式，结束对东南各省被难官商士民的救援，颇具象征意味。

它再次表明，这是一场具有鲜明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的救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