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12页）

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

实际上，刘伟还认为，“权利意识”

的输入，与“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

也是促使“省”

意识兴起或变化的重要原因。

[70]从这些刊物的标题可知，当时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为江浙、两湖、广东、云南等南省学生，因此并未经历战乱。

但北方战乱势必也会对南方造成各种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因为人们担心南方也会陷入战乱而致谣言不断，并因而人心惶惶。

当时《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媒体关于各种谣言、对谣言的批驳以及劝告人们不要听信谣言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几乎每日都有。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摘录了几则自己庚子年的日记，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4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71]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

[72]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

[73]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16～217页。

[74]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年）》，18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

[75]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67～69页。

需要注意的是，罗伯逊所指的“水路”

还未包括长江；同时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安徽、湖北的一些地方处于“混乱状态”

，所以在罗伯逊看来没有商业价值。

[7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88、201页。

[77]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381页。

[78]［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152～153页。

该文列举了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人倡导养蚕的例子。

[79]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8页。

[82]参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381。

[83]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63页。

[8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397页。

[8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2～403页。

[86]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年）》，75页。

据该文，汉口直接出口的商品也以茶叶为主，“1903年直接出口为4615698海关两，其中茶为4443728两”

。

[8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30页。

[88]轮船招商局最终得以设立，“实际是由漕运引起的”

，故招商局首次招商是委托沙船商人。

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5页。

[89]“两家最重要的洋务企业，即规模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和业绩最好的中国电报局”

，其总部均设于上海。

见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载《近代史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