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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平民与贵族的冲突（第2页）

这样的体制难以稳定。

首先是贵族内部，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个团体中的首领，相互争夺权力。

其次，它的社会基础狭窄。

贵族圈子之外的人，根本没有资格问津官职。

然而，贵族国家需要城邦的全体公民参与。

公元前7世纪逐渐流行开来的重装步兵构成军队主力的方式，让贵族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下降。

在这种军事体制下，所有能够自备重装步兵装备的人都能够参加军队，而这套装备，让重装步兵必须作为整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顶盔戴甲的士兵行动比较缓慢，只能依靠同伴的保护才能获得安全，也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战斗的胜利，则有赖于士兵人数上的优势和全体士兵的努力。

因此，它提升了那些虽非贵族出身但同样能够自备武装成为士兵的人的地位。

古风时代的殖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让相当多的普通人能够提供作为重装步兵需要的装备。

作为战场上与贵族平等的士兵，他们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

然而，贵族控制的国家，虽然缺乏足以对抗这些普通士兵的其他资源，却抱着传统不放，拒不承认平民应当拥有的权利。

因此，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城邦普遍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

重装步兵交战

平民与贵族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体可以归为公布成文法、僭主政治、改革等类型，但无论哪种形式，都伴随着程度不等的对平民的让步。

在公布成文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以立法知名的立法家。

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立法家有加隆达斯、扎琉科斯、菲洛劳斯、法勒亚等；德国学者霍尔克斯坎普一共搜罗了53个城邦的立法事例，它们既包括希腊本土的科林斯、阿哥斯、雅典、斯巴达，也涉及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哥尔琴，还有希腊人在北非和西地中海建立的殖民地，如叙巴里斯、叙拉古等。

[21]

这些早期立法很大程度上只是把传统习惯用成文形式公布出来，不一定系统。

其中某些立法，如斯巴达的来库古立法，可能仍保留在口传状态。

梭伦的立法，大者有取消债务与400人议事会的创立、人民大会的权威与司法体系，小者有妇女的服饰、限制彩礼和葬礼规模，以及引水灌溉与植树的距离等，事无巨细，网罗无遗。

现有的铭文显示，不少城邦的法律既涉及宗教，也涉及财产的分配与政治制度的安排。

平民与贵族冲突比较极端的形式是僭主政治。

从希腊历史发展看，僭主政治对城邦的形成曾做出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承认：“僭主出身于平民群众，僭主初兴时，都装扮成为他们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要阶级任何不公道的损害……大多数的僭主都以人民领袖的身份起家发迹，凭借他们攻击著名人物的本领以博得平民的信任。”

[22]从这个角度看，僭主政治是古风时代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产物。

僭主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对贵族的打击和对平民不同程度的支持，扩大了城邦的社会基础。

在有关僭主政治的传统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僭主大多出身微贱，上台后采取的措施也多对贵族不利。

据希罗多德，库普塞罗斯夺取政权后，“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他剥夺了许多人的财产，更杀害了为数要多得多的人的生命”

。

佩里安德罗斯继位后，对贵族的政策更为严厉，没收了贵族的部分财产，“库普塞罗斯没有做到的事情，佩里安德罗斯都做到了”

。

[23]但是，僭主们如何处理这些没收来的财产，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不少近代学者推测，它们被分配给了穷人。

此外，僭主可能还对科林斯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变革，组建了8个部落以及部落下的三一区，其结构也许和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所建立的部落相似。

科林斯的邻邦西库翁也建立过僭主政治，而且延续了100年之久。

希罗多德提到，僭主克里斯提尼曾经把多利亚人三个部落分别改名为“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