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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城邦的危机（第4页）

他今天可以受雇于雅典攻击斯巴达，明天或许又会受雇于斯巴达而进攻雅典。

雅典人色诺芬先是参加了小居鲁士为争夺王位招募的雇佣军，返回希腊后，竟然加入斯巴达一方进攻雅典，被雅典缺席判处死刑；希腊军队曾经受雇于波斯，进攻反对波斯的塞浦路斯人；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自己的军队中有不少希腊雇佣兵。

在波斯大王的军队中，同样也有数万名希腊雇佣兵。

更有甚者，雇佣兵还被用来对付本邦的公民。

当叙拉古公民暴动反对老狄奥尼修斯的僭主统治时，雇佣军公然听命于僭主，进攻叙拉古公民。

雅典三十僭主也曾经利用雇佣兵对付本国公民。

而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的情形非常少见。

尽管如此，希腊各邦因财政原因，不可能长期、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兵。

大规模长期使用雇佣兵者，是像叙拉古、佛奇斯、马其顿等有特殊财政资源的城邦和地区。

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有些城邦如底比斯等，仍然较少使用雇佣兵。

但雇佣兵的兴起以及公民脱离本邦而到外邦当雇佣兵的现象，表明公民、士兵、土地所有者三位一体的城邦结构已有所松动，无疑是城邦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君主制的复兴

君主制曾经是早期希腊普遍流行的政体，随着公民集体的形成，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如马其顿、伊庇鲁斯等地，以及希腊人的部分城邦，如斯巴达、库列涅等，君主制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残存，更不用说一直与希腊人打交道的波斯帝国的君主制了。

所以，即使在城邦制度的盛期，希腊人也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君主制。

只是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以及随后城邦制度的鼎盛，让希腊人拥有了某种优越感，总把君主制与蛮族、奴役相联系。

公元前4世纪，随着城邦公民集体的解体、社会矛盾的加深，在希腊世界的某些地区，君主制重新抬头。

西库翁的欧吕弗隆、色萨利的耶逊和亚历山大等人是希腊本土各邦的显例。

欧吕弗隆长期执掌西库翁权力，后因遇刺身亡才被取代。

菲莱的耶逊和亚历山大一度掌控色萨利。

他们在国内都掌握着绝对权力，把自己作为城邦的象征。

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西西里的叙拉古、马其顿、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等，更是君主制有利的试验场。

叙拉古的老狄奥尼修斯利用僭主惯用的手段，以讨好人民登基，后依靠雇佣兵镇压公民的反抗，并在与迦太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后来，他基本统一了西西里东部，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南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并且顺利把僭主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小狄奥尼修斯，从此在西西里树立了一个家族长期掌握国家权力的先例。

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西西里的居民四处迁移，处置被征服地区城市和居民的命运，对待自己的属下完全是一幅专制君主的嘴脸，任意把他们撤职、流放乃至处死。

虽然小狄奥尼修斯时代的动**最终让该家族丧失了统治权，但君主制的传统实际在叙拉古已经扎根。

马其顿的君主制传统更加悠久，其王室自称源自希腊城邦阿哥斯，享有众多特权。

到腓力二世时代，王权获得极大强化，成功统一马其顿，并于公元前4世纪末击败希腊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

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面对境内希腊人和西徐亚人混杂的形势，利用希腊人的传统和当地西徐亚人的制度，成功维持了近200年的君主制统治。

无论希腊人是否愿意，他们都被迫与这些君主打交道。

斯巴达曾经与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合作，共同对雅典和底比斯作战；马其顿曾经是希腊众多城邦求助和对抗的对象，公元前350年以后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史，基本被马其顿的崛起左右；博斯普鲁斯是希腊世界的粮仓，雅典的粮食大多来自该地区，其他希腊城邦也不得不讨好斯帕托西家族的君主，以求让自己的运粮船满载而归。

这些地区君主制统治的成功，似乎让本土的希腊人看到了城邦的希望，并对希腊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思想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君主制重新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制度受到重视，并得到某些思想家的首肯。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把君主制当作十分丑恶的制度。

柏拉图的精英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对希腊那种全民参与国家管理体制的反动，期望以颠覆希腊城邦的传统体制，让城邦获得稳定。

但在他的理想国中，能够掌握哲学并指导国家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即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