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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城邦的危机（第6页）

审判他的陪审员有501人，最后以60票的多数裁判他有罪（281票对220票），法庭本无意判他死罪，要他选择一种较轻的惩罚，他玩笑式的声称他应被授予最高荣誉，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供应，与原先建议的死刑之间相去太远，法庭以较大的多数判他死刑（361票对140票）。

此时他仍有机会逃出雅典，但他无意于此，在一个月后被处死。

在今人看来，以思想罪判处某人死刑，不免过于残酷，苏格拉底因此成为希腊思想自由的殉道者。

但当时希腊城邦的一般做法就是如此。

公元前415年雅典渎神案中有许多人甚至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斯巴达等邦则不大可能容忍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活动，且苏格拉底之死，他本人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全部归罪于民主制度。

雅典制度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

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雅典组织了一个立法委员会，清理自梭伦以来雅典所有的法律，颁布法典。

该工作在三十僭主时期一度停滞，民主政治恢复后加紧工作，最终于公元前399年完成。

新的法典成为雅典的根本法，具有永久性质，被称为诺摩斯（Nomos），公民大会颁布的关于某些特别问题的法令被称为普色菲斯马（psephisma），意为命令。

命令可能因为违法而受到起诉并可能被撤销。

因而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大会颁布的命令远远多于法律，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则相对较少。

二是公民大会的主持者，原由议事会当值部落的五十人主席团组成，公元前4世纪时改由10人主持。

除当值部落当日的总主席外，另9人抽签从其他9部落中各选1人组成。

他们的任务，是在“接受程序单后检查议程，提出讨论事件，担任投票检查人，指挥一切其他事务，并有权解散会议。

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担任两次总主席，但是他在每一届主席团期中可以担任一次主席”

。

[8]在担任主席期间，他与议事会主席团13的成员一起留居议事会大厅内，负责保存国家金钱和档案庙宇的钥匙。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变，大概是为了保证议事会提出的法令草案更具代表性。

三是负责财政的观剧基金管理者的地位日益提高。

由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财政缺乏帝国收入的补充，但开支似乎并未减少，因此负责理财的官员逐渐重要起来，有时甚至左右了雅典的内外政策。

欧布鲁斯、莱库古和德摩斯梯尼等知名政治家都曾担任这一职务。

对他们的监督，相应也有所削弱。

有些学者认为，该世纪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效率开始牺牲民主。

雅典民主政治上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将军的角色。

在公元前5世纪，将军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统帅与政治领袖集于一身。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大约由于战争比较经常，职业军人逐渐出现。

他们长期出任将军，却不一定会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典型例子是德摩斯提尼和拉马库斯等。

两人显然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军人，多次当选为将军，并曾担负重要职务。

但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他们不曾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任何演说，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但他们大多会忠实执行雅典国家的命令。

与此同时，雅典出现了克莱翁、克列奥丰等只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制定政策的演说家，但他们不大担任将军职务和指挥军事行动。

到公元前4世纪，将军与政治家日益分离，将军成为职业军人，不大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并提出命令草案，如伊菲克拉特斯、卡布利亚斯等。

政治家则通常是些演说家，在很多情况下不担任任何职务。

他们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各种命令草案与建议，供公民大会讨论与参考。

他们的代表是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基涅斯等。

两人只是作为使节多次出使外邦，他们的对抗与命运，和雅典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