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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第2页）

毕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尽管舍勒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论述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从《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限度的支持的理由。

在世纪性的“主义”

论争中，舍勒力图建构的是他所谓的共契主义。

在《论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一文中，舍勒对三种“主义”

的哲学原理作了现象学哲学的比较透视。

舍勒的共契主义论基于他对基督教的爱感优先论及其爱的共同体理念的现象学论证。

从《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这篇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年（1919）的长文中可以看到，舍勒把这一现象学论证应用到社会思想领域，既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也批判其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指望凭靠基督教的共同体理念来修复因资本主义而破损的欧洲文明的人心秩序，重建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

舍勒在文中提出的“上帝的社会学证明”

既是对传统的本体论证明的补充，也体现了他力图凭靠欧洲文明自身的精神传统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努力。

社会共契的破碎是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症候之一。

20世纪晚期，泰勒的社群主义论以及麦金泰尔对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尖锐批判曾一度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由此可见，舍勒的共契主义论所涉及的问题没有过时。

尤其重要的是，无论麦金泰尔的近代伦理学批判还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论，最终都力图回到西方思想史上的过去，从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麦金泰尔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泰勒回到德意志浪漫派。

既然如此，舍勒的共契主义提案凭靠奥古斯丁神学，诉诸基督教的心学传统，就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迂腐。

[1]舍勒的共契主义论基于其价值情感现象学论证，这意味着，“主义”

之争背后的哲学之争更为关键——如果缺乏哲学的地基，无论“主义”

之争还是伦理学的历史批判，都难免过于漂浮。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1]参见麦金泰尔（A.Matyre）：《德性之后》（又译《追求德性》），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麦金泰尔（A.Matyre）：《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比较J.Sii?seFrageinderWissenssoziologieMaxSchelers，Mün，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