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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1（第2页）

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德国土地上，这种形式直到战争开始之前十分盛行。

然而，在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以及俄罗斯等国家里，它虽然也（不断地）有众多的追随者，但是，它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中也有许多反对者。

比如说，饶勒斯（Jaures）就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英国、意大利以及法国的不同形式的“革命辛迪加主义”

（revolutionaererSyndikalimus）出于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和社会学原理，英国的费边运动（Fabier）同样如此。

长期以来，俄国有着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

但是，在讨论一种基督教行动的普遍纲领时，完全可以把我们的措辞放到国际事实背景下来考察。

即使是我们国家本身，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一种体系的理由也已经大大地失去了说服力。

我这样说甚至还不主要指所谓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伯恩斯坦（E.Bernstein）的理论领导之下早在战争之前很久即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学原理和历史哲学原理，为此，它在哲学上回到了康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化和无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学说；它虽然坚持随着企业团体的不断壮大，一切也越来越走向联合的学说，但是对所谓积累论和灭亡论以及那种所谓越来越明显的危机论则持否定态度，此外还拒绝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到农业上去。

我并不看好这条路线，因为我觉得这种自由社会主义似乎没有什么前途，另外，它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偏离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观念世界，而原因恰恰就在于其哲学基础。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经过战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动摇，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至今只是初露端倪，不过会持续下去，只要迄今为止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阶级及其领袖参与了领导和管理公共事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压迫和批判造反的意识形态；随着［德国］社会条件越来越不充分，马克思主义终将消失。

这种危机的典型症状从实践上讲在于党派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党派在所有国家当中都来自社会民主党（比如在我们国家就有多数派的社会主义者，独立派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斯巴达克斯等）；从理论上讲则在于一系列重要的著作、书籍，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主义思想著作，它们重新发掘从历史上柏拉图到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到战争之前在马克思身上凝固下来），并把它们置于多重人群之中——亦即置于刚刚融合而成的大众之中，对未来有着深远意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从这种大众当中渐渐形成了。

莱纳（Renner）、希夫丁（Hilferding）、伦施（Lensch）、拉特瑙（W.Rathenau）、阿德勒（M.Adler）、戈尔德莎德（R.Goldscheid）等的著作以及在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和独立派社会主义者之间、考茨基和列宁—托洛茨基之间围绕着对马克思的解释而展开的三次斗争对此作了充分的证明——这些斗争至今仍然自认为是“解释性的斗争”

，但就其自身而言已远远不是解释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所谓第四阶层的各个部分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坚定不移的教条已经近乎破裂，因此，单纯循着历史惯例把“社会主义”

仅仅理解为以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Programm）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们作如下追问无疑还是有其意义的，即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其中，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一种令整个世界信服的自明性，但实际上还在围绕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方向进行争论——是否必须得谈论“基督教社会主义”

，以及我们是否有权拒绝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参与社会主义观念世界的铸造，为此一开始就将“基督教”

和“社会主义”

二词截然对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是他的第一部纲领之作，他后来的一切学说在其中已经有了完整的体现。

但是，这样一种事实还不能从正面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说“基督教社会主义”

。

它只是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毫无意义——但是，当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积极的基督教原理中明确而具体地允许承认“基督教社会主义”

，或者当这些原理有效的活动空间允许时，它就会要求这样做。

两方面的问题都得加以追究。

根据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阐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些对立面主要有三个，即“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