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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02（第4页）

所谓道德—宗教力量，就是说，在大量种类不同，但级别相当的、涉及每一个人的财富和行动中，个人统一自然地从道德上意识到它是某个集体的成员。

我在一本书里曾经这样写道：“在一个由宗教思想的刺激而组织起来的人类集体中，任何人所做的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具有着远远超过这项工作的直接目的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所能觉察到的个人意图。

人们知道自己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也是在执行一个不可言说的命令。

这道密令虽然是通过做工作的人所属的各种集合体——等级、职业集团、民众、民族等——以不同的强度发出的，但这道密令最终的出发点则是世界秩序的主宰上帝所给予的总体意义。

这个意义和献身于工作的更高层次的神，现代人已经没有了，于是，现代人工作的世界含义已一同丧失。”

这段话不是说，要我们每个人确实成为一个大蜂窝里的国家官员或国家工作人员，而是说，每个不是国家官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的人，也怀着一种公职和与责任相符的公务性的宗教意识和情感，带着喜悦高高兴兴从事他的工作，即使工作很繁重，也毫无二致。

无论上帝赋予什么自然禀赋，赐给他什么等级，通过历史的进程放到或高或低的位置上，都在这个位置上尽其本分。

只有在这样一个水平上，我国战前国家官僚机构与私人、国家与大众之间过于强大的对立，才会得到缓解。

对立缓解之后，防治因没有基督教的集体精神和全民道德颓丧的苦药——吞噬一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才会成为不必要的。

哪一个层次上有这种公职感存在，这个层次上公职人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成为多余的。

但是，这种公职感必须与无所不管的国家社会主义严格区别开。

总之，公职感——而非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德意志传统，也同样是一种天主教传统。

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很少有天主教与德意志精神如此成功与深切吻合的基本元素。

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什么是本质上自由的经济，什么是杂乱无章的、旧自由主义的伪竞争体制。

前者在战争结束后，又取消了只是在短时期内有必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

竞争、财富超过别人、地位高于别人；有错的是竞争的精神和竞争无节制的冲动，而不是作为客观法制机构的经济自由。

竞争精神贪得无厌，否定一切真正的自身价值感。

这个极其下贱、“卑鄙”

无比的精神，原则上几乎能充斥一个国家，占领该国经济界人士的头脑，而在真正自由的经济中则不一定有这样的可能。

这便是许多人的自相矛盾之处。

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经济作为客观的法律和组织形式，已经表达了历史经济的经济精神，所以他们创造出了这种矛盾。

如果说，精神领袖是存在于某国典范性的少数人手里的占有和竞争的精神，那么，倘若这个国家放弃个人的经济形式，主要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占有和竞争精神就传播到新型主体“国家”

身上。

与别的国家及一国里非统治人口相比，这个主体只是在新的形式里满足了这个讨厌的精神。

这个精神决不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体系就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国家社会主义要想有助于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就只有——，只有当使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的领袖和官员得到活力的精神，正是公平的精神。

否则，国家社会主义会与更自由的体制一样，导致经济领导阶层单方面富裕。

战争把金融界的强人及部分在战争中暴发起来的阶层推向国家的领导，而战争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为必然性而提出来。

如果激励一个国家的精神是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就更没有理由假设，财富分配会长久地，而不只是作为统治阶层对苦于战事的大众所作出的暂时让步，会比自由经济更公平，——以便在战争过程中使大众保持高昂的情绪。

还有一点：我们基督教虽然相信，国家权力源于上帝——根本不是源于某部特殊的宪法抑或某个政府——国家有权干预调整经济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人为自己服务；但是，我们也坚信，人作为精神文明、语言活动和文化的主体，首先以宗教主体的基督的骨肉的身份，无条件地高于国家、国家颁布的权利和通过国家可能产生的一切“干涉”

。

如果我们在大肆扩张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经济上依附于国家，在整个生活方式中完全听命于国家，那么，国家就有可能在这些精神的事务上，甚至在宗教信仰的领域里强迫我们走符合其统治精神的路线。

倘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仅出于战后极为艰巨的经济、金融和税收任务带来的技术性原因，“德意志人”

类型的人将会爬上帝国最高机构的权力顶峰——当然也可能不是最高的——所谓“德意志人”

，凭借他在这些事情中的专业知识、灵活性和经验，将作出最明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尽管“德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