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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废墟之上的西欧封建社会（第2页）

大土地占有制大量增加，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自由农民阶层和独立的手艺人已被消灭殆尽。

与土地垄断相伴随的是财富和权力的垄断。

到5世纪初，整个西欧都由有势力的地主贵族所控制，罗马帝国皇帝就是帝国内最大的地主。

他们本身生活奢侈、糜烂，对奴隶和隶农残酷盘剥、压榨，阶级矛盾十分激烈。

罗马帝国曾经是国家权力和行政管理效率的代表，其比较完善的税收制度保证了庞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转。

但是发展到帝国后期，由于行政费用的增加、物价的上涨、货币制度的腐化、富人用特权逃税、垄断和不公平的竞争等，赋税负担已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罗马臣民除付直接税和间接税外，还被要求承担多种义务性“公役”

。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也成为导致民间起义、暴动、集体抗税等多种与政府冲突的直接原因。

罗马帝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罗马人的民族情绪并不显著，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自己所在城市或乡土的感情，但是，发展到罗马帝国后期，随着罗马帝国中央权力的弱化，这种具体的乡土感情日益聚合为与帝国权力相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从3世纪开始，一些省份已开始脱离帝国而独立。

一些大领地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中的半独立王国。

周边的下层阶级和自由民，为了避免盗劫、蛮族掠夺，逃避苛捐杂税和勒索等，不断向大领地集中，寻求庇护，结果是阻塞了皇帝权力的施行，妨碍了司法和赋税，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化为乌有。

所有这一切，破坏了帝国政府的完整性，深刻改变了帝国社会的结构，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由于经济萧条，盘剥严重，社会动**，从3世纪起，罗马帝国境内，特别是边境地区不断发生“弃田”

现象，罗马农村劳动人口不断移入城市，加剧了这些地区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和下层百姓的生存危机。

同时，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进入这些地区，又使帝国进一步直接面对来自外部蛮族势力扩张的压力。

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逐渐衰亡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后一幕。

当罗马帝国的大厦像破屋一样逐渐倒塌下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充当了使破屋成为废墟并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的主要力量。

他们和本地人并肩杂处，在共同生活中，“罗马人更加蛮族化了，同时日耳曼人更加文明化了。

他们和教会一起，制定了新制度的式样，并从罗马制度的残余以及从他们自己的更有活力的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文明”

[3]。

三、基督教会在由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过渡中的地位和作用

与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并最终灭亡相对应的是基督教会的日益发展并成为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和社会力量。

虽然基督教在4世纪初（313年）已经由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通过《米兰敕令》获得了其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几十年后（392年）又由狄奥多西一世正式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是，基督教真正成为统治西欧的力量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是什么原因使基督教不但没有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反而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发展了呢？是什么因素使基督教不但幸免于与它所存在于其中的旧制度一起毁灭，反而成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建立新制度的力量之一呢？

宗教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宗教其实表达了人们对某些特殊的（神圣的）、超自然的、属于不可见的宇宙规律的力量、事物、存在或情景的恐惧、敬畏、害怕之情。

从更具体的人类生活的角度来说，宗教起着一种调整的功能，特别是在人遇到不安定、痛苦、神秘或灾难性的变化的时候，在人们不能自我把握并解释这种现象和变化时，宗教对个人起着平衡情绪、调整心态、寻找和思考生活意义并努力适应变化的作用，对社会则起着保持秩序、延续传统、形成群体凝聚力并更新社会精神生活的作用。

[4]在罗马帝国末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

，“作为一个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名字的权威来到蛮族中间”

。

“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订者的教会填补了。”

[5]

基督教会的精神力量并未受到罗马帝国覆亡的严重损害，其精神传统反而成为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的西欧社会的巨大统一力量。

新兴蛮族王国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功能，但是所有其他事务，如道德权威、知识与文化、人们的精神生活关怀等都由基督教会负责。

“这种文化领导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是产生西方文化的自由而充满活力的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