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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02（第2页）

在形式上做铺垫的同时，教会也从理论依据上做了相应的准备，于8世纪出版了一本《伪教令集》。

这些伪教令宣称：古代教典规定，未经教皇准许，不得召开全省宗教会议，一切教士诉讼案均归教皇审理。

实际上这就排斥了世俗社会介入宗教事务的可能，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世俗社会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最终查理曼在晚年据此授予主教一项权力，即如果两个世俗人打官司，其中一个请主教裁判，那么另一个就必须服从判决，不能上诉。

这实际上为教会干涉世俗事务开了方便之门。

尽管《伪教令集》充斥着许多谬误，但在中世纪知识匮乏、教育水平低下的时代，只有僧侣阶层才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些受过教育的僧侣才配审判别人，理应给他们以更多的权力而不论其真伪。

这使得教会逐渐凭借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扭转了对世俗社会的依附，而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由此也促使教会认识到自身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查理曼死后世俗政权逐步衰落而无暇顾及规范教会文化的时代，教会自觉地担负起了发展自身文化的重任。

这可以从一系列宗教会议记录中对教育问题的讨论表现出来：教会曾在822年、829年、855年的宗教会议上讨论教会设立学校以及学校向公众开放的问题；829年，教会向虔诚者路易（LouisthePious）请求在帝国精心挑选的三个地方创办公共学校；859年，在萨沃尼埃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主教们回顾了帝国境内宗教生活和教育的进步，并要求查理在一切有师资力量进行圣教和人文科学教育的地方建立公共学校。

[34]如果说建立教会学校是教会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关注，那么创立公共学校则是由教会自身的文化建设推向社会、关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

教会此举的真正目的还是在于控制和超越世俗社会，这是其发展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

无论是世俗社会出于治理国家的政治需要，还是教会出于超越世俗社会的需要，他们都聚焦于文化建设之上。

因而正是教俗不同需要间的这种拮抗与冲突，在客观上导致了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出现，由此开创了西方中世纪文明的先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与世俗二者间的冲突与对立是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主要动力之源。

（三）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主要内容

加洛林“文化复兴”

以教会文化的复兴为主要形式，涉及文化传播的工具、文化赖以建立的制度以及文化发展的手段等方面的复兴。

1.区域教会教阶制度的确立

“区域教会”

由德国学者特尔慈在《基督教社会思想史》中提出，是对查理曼时代教会制度的概括，是相对于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统一文化体而言的。

查理曼时代，法兰克社会中的教会更多地带有区域性的政治经济色彩，而少有教皇影响的痕迹，教会更多地担当起行政的职能，成为法兰克社会行政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教皇控制力的弱小和教会世俗行政职能的需要，使得查理曼得以根据世俗统治的原则着手建立区域教会内部的教阶制度，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确立起大主教—主教—教士—牧师的等级制度，其中大主教和主教由查理曼直接任命，教士包括修道僧和世俗教士两种，而牧师则处于这种制度的最底层，一般在偏远的居民聚居区如村落等地进行传道。

这时期，教皇尚无力影响和控制主教的任命，这使教会更多地带有世俗的色彩。

每一个主教所在的主教区则成为一个天然的行政区划，主教负责区域内的精神及物质等方面的事务。

在宗教事务上，主教向大主教负责，而教士和牧师则由主教管理。

这种教阶制度实际上和当时的政治制度一脉相承，是典型的从上至下的等级制度。

这种制度的确立有利于改变以前教会的无序状况，使各项教会律令能够得以从上至下地顺利推行，特别是在教会教育的推行上起到了保障作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教会文化的兴起。

这种制度随着教皇势力的逐步渗入和世俗力量的衰退，逐渐强调信仰的神学等级，成为后来教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柱。

教阶制度的确立为教会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而要更好地发挥教会作为世俗统治工具的职能，还必须对教会的传教活动本身进行规范和改革。

查理曼主要从统一《圣经》文本和规范宗教仪式两方面加以改革。

在查理曼时代，大多数教会只拥有不完整的《圣经》版本，即使是完整的也是以各不相同的顺序出现的，并且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文本正文中还存在许多歧义和互有出入之处。

撒缪尔·伯格把这种情形归结为：“优秀的文本与低劣的文本可悲地混杂在一起，有时同一书的两种译本并排放在一起，更老的版本居然与拉丁文《圣经》的唯一公认本混淆到了区别不开的程度，每一部手稿中抄录的《圣经》顺序都不一样……”

[35]这种情形给当时的教会传教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为改变这种情形，查理曼提出“将天主教的书籍全部仔细地订正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