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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02（第4页）

的历史中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构成了以后学校教育的制度性基础。

这也是加洛林“文化复兴”

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由于受加洛林时代教俗间二元对立状况的影响，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野，即存在着世俗教育和教会教育两种不同的教育形态。

但这两种教育之间并非如教俗的尖锐对立一样，二者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世俗教育中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而教会教育中也渗透着世俗教育的因素，出现了教会教育向世俗教育开放的新格局。

这种世俗教育与教会教育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加洛林时期较为成形的学校教育体系。

但这种体系与现代意义上的层级十分明显的体系不同，这时期的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形式并不存在纵向上的联系，而只是一种横向上的并存。

同时加洛林“文化复兴”

典型的教会特色，致使这时期的教育也主要以教会教育为主，辅之以世俗教育的形式。

这时期的世俗教育主要以宫廷学校为典型代表；而教会教育则存在着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两种，同时也存在一些歌咏学校和初级的文法学校。

它们共同构成了加洛林时代的学校教育系统。

（1）宫廷学校的复兴

关于宫廷学校的详细情况，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只需明确两方面的内容即可。

首先，宫廷学校作为此时期世俗教育的中心和典型代表，并不意味着它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形式。

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认为，它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经过周密组织的机构，而是一系列课程和研究小组的一个集合体，它每年甚至每个季节都在变动。

[37]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世俗教育的代表，除这时期其他世俗教育形式的缺失以外，还与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及对后来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查理曼时代的宫廷学校云集了来自其他文明程度较高地区的文化精英。

以阿尔琴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们在查理曼所提供的这一特定的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能够充分独立、自由地从事文化的探讨，使宫廷学校成为当时法兰克社会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中心。

尽管宫廷学校在当时并未能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法兰克社会，但它在实现法兰克学者的本土化和文化下移方面对后代的影响，足以使其具备了成为世俗教育典型的资格。

从这里培养出的一大批以艾因哈德为代表的法兰克学者，他们在9世纪末、10世纪初逐步取代外来学者，实现了法兰克学术和学者的本土化；同时，宫廷学校也培养了大批伯爵、修道院长等，他们把宫廷学校的文明之光带到社会的基层，实现了法兰克社会的文化下移。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宫廷学校的世俗典型性是名副其实的。

其次，尽管我们把宫廷学校看成是世俗教育的典型，但不可否认它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可以从它的成员构成和教学内容两方面得以体现。

从宫廷学校的成员构成来看，无论是早期丕平时代的宫廷学校，还是查理曼乃至晚期路易时代的宫廷学校，其成员都主要以教士为主。

早期的圣卜尼法斯、查理曼时代的阿尔琴以及晚期的爱留根纳（Erigirna），都具有教会背景。

特别是在查理曼时代的宫廷学校，除阿尔琴以外，其他如彼得、保罗、西奥达尔夫等皆为教士出身，并都在教会中任职，所以宫廷学校的教会色彩是极为浓厚的。

宫廷学校的这种人员构成也是与当时教会文化占主导的客观实际相吻合的。

从宫廷学校的教学内容来看，它虽然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三艺”

和“四艺”

，但这些学科往往被赋予了极强的宗教色彩。

阿尔琴曾经叙述过，自己年轻时实际上宁愿读维吉尔的《田园诗集》也不愿读赞美诗，而在他晚年时，他却因他的学生与此相同的爱好而加以训斥：“……我只能希望你的心充满着四部福音而不是《埃内阿斯》的十二部书。”

[38]阿尔琴同时还认为：“语法训练和哲学训练的步骤会引向合乎福音的完美的极致。”

所以对于阿尔琴来说，各种学科课程的设定的最终目的都是引向一种对《圣经》、福音的更好理解。

这使得其教学内容的宗教色彩不显自明。

总之，加洛林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宫廷学校无疑成为后来世俗教育的模板与蓝本，直接影响到英国阿尔弗烈德的文教改革，同时也为9世纪、10世纪骑士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模式借鉴，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但在加洛林时代，文化的复兴主要是教会的复兴，而宫廷学校自身则无法单独承担起教会文化复兴对教士的需要。

因而建立教会自己的教育机构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具有悠久传统的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便得以成为教会教育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