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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第1页）

第一节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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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世纪西欧社会复兴的深层社会动因有二：一是十字军东征及其影响；一是城市的兴起与社会分层方面所发生的变动。

一、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

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096年一直持续到1291年，共延续了近200年的时间，其间共发动了十多次对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所谓“圣战”

，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热情之高以及波及范围之广都是极其罕见的。

之所以出现这次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与其动力因素的多样化、复杂性紧密相关的。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传统上一般把这次运动更多地归结为一种宗教因素作用的产物，例如，我国学者安长春在《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一书中就指出：“宗教动机是十字军东征的起因和推动力，全部东征活动都是在讨伐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

[1]这种观点一直是探讨十字军东征动力因素的主流观点之一。

也有学者提出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波及整个西欧和东地中海地区达200年的历史事件，它的动力来源非宗教的纯信仰因素所能推动。

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中指出：“十字军代表着中世纪以虔诚、好战及贪婪三种动力为特征的融合，三者都异常重要。”

[2]汤普逊也认为：“十字军像任何其他伟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许多个别运动逐渐汇合而成的顶峰。”

[3]诚然，宗教因素在表面上直接推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产生，但作为一次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的历史大事件，任何单一的动力因素都必然无法独立承担起如此重任，在这种单一因素后面，还有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推动因素在发生作用。

因此，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因素的组合体，是宗教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十字军东征的宗教驱动

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圣地朝拜热情与基督教普世理想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

自10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到耶路撒冷朝拜的热潮，这被认为是实现“救赎”

的最为虔诚的行动。

但这一时期耶路撒冷处于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这使得大多数朝圣的教徒往往要历尽千辛万苦方能达到，这不可避免地在基督徒中酝酿出圣地收复运动的思想萌芽；同时这也是基督教对异教徒进行打击以实现其“以基督精神归化天下”

的普世理想的需要。

因此，可以说早在10世纪便埋下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动因。

这种动因在11世纪随一次正常的领土之争而得以现实。

11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突厥民族在西亚兴起，于1055年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又于1071年在现在亚美尼亚境内的曼西克特击败拜占庭军队，并且占领了大量小亚细亚的土地，直接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统治。

鉴于国家的危急情况，当时的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一世放弃与西欧教会间的前嫌旧怨，吁请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Ⅱ）援助。

这为西方教俗社会向东方拓展提供了契机。

为获得行动上的符合教义的正义之名，西欧社会大肆制造塞尔柱突厥人玷污圣地、迫害朝圣者的谎言，从而号召广大教众进行“圣战”

以收复圣地，拯救东方基督教徒。

这样就使十字军东征在“圣战”

的名义下得以合法化。

但他们所宣扬的对朝圣者的迫害以及对圣地的玷污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汤普逊认为这些宣传仅仅出于反伊斯兰教目的而利用教众的轻信心理煽起他们的狂热。

事实上，早在869年，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写给君士坦丁堡一神职人员易格那提阿的信中，就曾赞扬了东方教会的宽大政策，他说道：“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遭受到压力。”

[4]这种状况即使在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后也未曾改变。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圣战”

不过是利用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借口和幌子而已，这并非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本原动因，这也应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