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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经院哲学后期及解体时期的教育思想（第3页）

从知识观来看，罗吉尔·培根尽管还保留了对传统的推理地位的重视，但他开始重视经验在认识来源中的作用。

当他在从经验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事物时，实际上提高了经验在认识来源中的地位。

他把哲学的研究和思考与实际的经验联系起来，为思考和改造旧的基督教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物。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罗吉尔·培根对教育进行了新的思考、批判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

首先，罗吉尔·培根对经院教育不重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他认为当时的经院教育和教学是十分落后的，不仅不重视自身的改革，还阻碍新思想的吸收。

他描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在巴黎和牛津的境遇，指出，在1237年以前，尽管人们已经翻译出了亚氏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书籍，但这些在巴黎都被列为禁书，这是因为这些著作中有物质和时间不灭的观点。

在牛津大学时，他才首次听到坎伯雷大主教圣爱德蒙讲授《诡辩术》。

罗吉尔·培根认为，直到1292年，绝大多数拉丁族人认为亚氏的哲学著作很少有几本值得一读，亚氏的包罗一切知识的哲学著作也没有被译成拉丁语而不为拉丁族人所知。

[5]不仅如此，在基督教社会，许多有关古典道德和科学的书籍也十分缺乏。

罗吉尔·培根也描述了这种情况：“亚里士多德、亚维新纳、辛尼加、西塞罗和其他古典作家的科学书籍，除非用高价不能得到，他们的主要著作还没有翻译成拉丁文，其他复本在普通图书馆或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还有和道德科学相关联的最有用的书籍也是这样。”

[6]

其次，他对经院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他指出，经院教育和教学只重视中世纪的神学课本，而取代了对《圣经》的研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他说：虽然神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应当是《圣经》经文，“可是近50年来神学家主要从事众所周知的论文集和《神学大全》中所辩论的问题，完全不是上帝的神圣经文。

因此，神学家对人传授的是关于学术问题论文的现成答案而不是《圣经》的经文……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以辩论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引入神学，用的是哲学术语”

[7]。

可见，在罗吉尔·培根看来，这时的经院教育和教学已经背离了原有的正确方向，背离了对上帝的信仰主要应通过个人对《圣经》理解的途径，这种经院教育和教学只能把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搞乱。

对经院教育和教学的不满，使罗吉尔·培根形成了从《圣经》出发，改革经院教育和教学的思想。

他指出，基督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和宣传上帝的智慧。

他认为，一切人类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神圣的经典——《圣经》。

《圣经》揭示的上帝的智慧后来分化出三门学科：神学、教会法和哲学。

神学直接宣扬上帝的智慧，是最完善的科学。

教会法和哲学对《圣经》的阐述也能产生出神圣的真理。

针对经院哲学存在的问题，罗吉尔·培根的改革主要把重点放在哲学方面。

在他的《大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学术改革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他把哲学分为数学、语言学、透视学、实验科学和伦理学5个部分。

[8]

关于数学，罗吉尔·培根认为数学是最基本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大门和钥匙”

。

他提出5项理由来说明数学的重要性：数学是其他科学的基础，其他科学都以数学为模式；对数学的理解是天赋的，数学的学习不依赖于经验；数学是由易到难学习学问最自然的途径；数学是人和自然共同所知的对象；利用数学可以达到没有错误的完全真理以及在各方面都无可置疑的确信。

罗吉尔·培根关于数学科学的论述为在人类生活和研究自然中利用数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语言学，罗吉尔·培根认为，语言是一切学科表达和传递的方式，主张语言学中语法的研究不应只限于拉丁语，还应考虑到拉丁语的母语以及各种语言，如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的关系。

罗吉尔·培根关于语言学的论述，为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借鉴、翻译提供了条件。

关于透视学，罗吉尔·培根认为，透视学与光和视觉有关。

透视学可以从光的本性和人的感官结构两方面说明人的视觉。

罗吉尔·培根根据透视学原理，首次提出了望远镜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