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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4页）

德尔图良那句实际并不存在的名言“正因为其荒谬我才信仰”

，与其说是他否定理性存在的表现，不如说是突出了他强调信仰与理性相区别的基本观点。

以后的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看法。

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

的安瑟伦在从教30余年的同时一直在探索以逻辑所要求的简明性和必然性来论证信仰的真理性这一工作。

他相信上帝的至高无上，相信人的智慧无法达到理解上帝的高度，这种基本态度与中世纪的大多数教徒并无区别。

但是，安瑟伦与其他教徒不同的是，他坚信任何真理都具有可以公开显示的明晰性，这种明晰性可以通过逻辑的证明而获得。

因此，运用理性可以达到与《圣经》和教父教导相符合的结论，辩证法、逻辑学可以作为解决神学问题的理论工具。

安瑟伦的名言“信仰，然后理解”

，表面看来，是奥古斯丁学说的重复，仍然是信仰至上主义，但实质上却具有不同内涵。

这从安瑟伦的代表作之一《独白》的原标题中即可表现出来。

这个被题为“对信仰的理性基础进行沉思的一个例证”

的著作试图对上帝的存在进行理性证明。

这种做法虽然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开创了以理性的逻辑论证上帝、论证信仰的先河。

当《圣经》、教义不再仅仅是证明的前提，而且是有待证明的结论以后，当辩证法、逻辑学等知识范畴的东西与神学直接联系起来以后，上帝就不再仅仅是信仰的对象，而成为理性学习与研究的对象，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精神领域的孰高孰低、孰先孰后，而具有了知识学上的同一特征。

正是由于这种同一特征，后来的阿伯拉尔可以公开挑战当时教会所坚持的权威，并根据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原意，即由词语的不确定到确定的过程，提出“理解导致信仰”

的口号。

正是这种同一特征，使神秘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雨果在圣维克多学校努力实践穷尽世俗知识的理想。

在他看来，“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能为神学学生服务”

，只有在穷尽世俗知识之后才能达到信仰所需要的理想的神秘境界。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学者在理性与信仰的问题上有着与基督教学者同样的困惑，因而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最为西欧学者所熟悉的阿威罗伊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主要译注者。

他以忠实原著的精神力图恢复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原貌，提出著名的“双重真理说”

。

在他看来，宗教与哲学分属真理的不同等级。

宗教是一切人都需要的真理，但信仰宗教的人却可以根据其知识的层次分为三类：一类是未受教育的普通人，满足于权威的力量，经书和先知的启示足以令他们满足；第二类是受过教育但智力一般的人，他们要求对信仰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可以成为神学家；第三类是极少数智力超群的人，他们要求对信仰做出理性证明，这些人就是古希腊哲人所推崇的哲学家。

将哲学与神学分开，主张它们各自代表不同领域的真理，这在东西方的思想家那里并不少见。

阿威罗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哲学真理看成是最高的、纯粹的真理，而神学表达的真理却处于次位。

这种真理观在坚持信仰第一的神学家眼中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因此，阿威罗伊的学说虽然在西欧影响很大，但一直为罗马教会官方所排拒。

关于信仰与理性的争论对中世纪教育实践及思想的影响很大。

中世纪早期，罗马教会以钦定的“四大博士”

的著作，即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圣经、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安布罗斯和大格列高利写的教规与赞美诗作为教育神职与世俗人员的教材。

教会不但禁止使用其他著作，甚至将拉丁文都分为神圣与世俗两种。

只有拉丁教父使用的基督教拉丁文才能在教育中使用，古典作家写作时使用的世俗拉丁文也被排斥在教育的语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