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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道德教育论（第1页）

第七节道德教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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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认为道德应当是“社会事务的最高调节者”

[67]，学校教育的道德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

学校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的生活、促进社会的福利”

，学校的社会性“总的说来乃是衡量学校道德工作和价值的尺度”

[68]。

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使原有的伦理价值体系落后于时代，原先的民主、自由观念以及道德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反映了价值伦理观念变迁的时代要求。

一、新个人主义

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往处理这个问题的见解有三种：第一种主张个人至上，认为社会必须服从个人；第二种主张社会至上，认为个人应服从社会，遵奉社会为他所规定的各种目的和生活方式；第三种认为社会和个人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体。

杜威认为第三种见解比较可取，可以避免个人至上论和社会至上论的片面性。

杜威反对将社会和个人割裂开来，如同美国学者福克斯所指出的，“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问的二分法，是全部杜威思维的一个主要突破点”

。

[69]首先，个人与社会在存在方面不可分离；其次，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个人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社会的进步又可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这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教育联系起来，杜威的这种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理论在当时无疑有重大意义，对改造旧教育对儿童的压制、对社会的漠视作用甚大。

杜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还具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这种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他对个人主义的看法上。

个人主义绝非一个简单的道德概念，在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发展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与美国的民主、自由等观念息息相关，它的变迁亦反映了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变迁。

同进步主义者一样，杜威反对旧个人主义，力倡新个人主义。

旧个人主义又称“倔强的个人主义（RuggedIndividualism）”

，也译作“僵硬的个人主义”

。

杜威曾指出，这种个人主义重视“个人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

[70]，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控制。

这种个人主义在开拓时代对美国的发展曾起到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但19世纪末，随着自由土地和西部开拓的终结，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崛起，随着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这种与在大自然做斗争中显示神威的旧个人主义亟待变革。

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转换滞后于经济发展，旧个人主义遂流于自由放任主义，成为后者的代名词，旧个人主义从人与自然的搏击中转入到人与人的无情竞争中，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走向无政府主义，使社会控制失衡。

少数在经济竞争中成功的人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少数人的个人自由侵害了绝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

大萧条后杜威对旧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深有感触，他认为旧个人主义是与旧自由主义相伴而行的，二者“所珍视的是商业中投机者的自由”

，维护的是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它们之所以反对政府控制，是因为控制会使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分流于普通大众，使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少数人以捍卫自由为幌子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质上维护的是少数人的自由，损害的却是大多数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