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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第4页）

为此，一些教育家及教育组织便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问题的全国性大辩论。

例如，1929年成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了许多有关社会课程改革方面的文章，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

该委员会因此吸引了大批一流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康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32年，在进步教育协会上，康茨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教育现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的演说。

康茨在演讲中大胆提出，教育要与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教师要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架起桥梁，学校要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这个演说和1932年康茨的另外两个演说被合并成一个小册子以同名出版。

这本书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宣言，成为他们宣扬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

康茨的诘问也在美国社会尤其在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针对康茨的诘问，人们在各种场合、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康茨本人及这个时期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得到的最大支持来自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其中尤以克伯屈为甚。

克伯屈和康茨二人本来就是进步教育运动中的亲密战友。

此时，克伯屈毫不隐瞒自己的立场，明确表示支持康茨的观点。

1932年，克伯屈发表《教育与社会危机》，支持康茨的观点，指出学校必须与当前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必须积极参与社会改造。

1933年，由许多著名进步主义教育家撰稿，由克伯屈编辑的《教育新领域》（或译《教育边疆》）一书出版，进一步宣扬通过学校改造社会这一主题。

1934年创办的《社会新领域》（TheSotier）（或译《社会边疆》《社会前沿》）杂志由康茨任第一任主编，克伯屈任董事会主席。

该杂志在创刊词中声称：它将“把它的篇章，积极地贡献给一切关心使教育履行其在当今社会变迁时代之全部责任的人们的思想发展”

[7]。

1939年该杂志改名为《民主新领域》（或译《民主边疆》），成为进步教育协会的一个刊物。

在其存在的10年间，该杂志成了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喉舌，许多教育家如杜威、克伯屈、康茨等都在上面多次发表文章，宣传社会改造主义的观点。

可见，这个时期改造主义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还难以划分界限。

一方面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也很不成熟，没有提出自己的全新理论，只不过是在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全国教育协会也对改造主义教育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1935年至1937年，该协会连续三年以社会改造为主题出版年鉴，提出了当时流行的一些社会变革观点，指出了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全国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经济目标委员会也对康茨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观点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1932年，该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康茨在《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中所表述的观点。

该委员会还于1937年以报告的形式补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份题为《社会经济目标在教育中的表现》的报告中，委员会“主张学校应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

，“学校必须对建立更好的社会体制起作用”

。

[8]

此外，还有一部分支持社会改造论的人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欢迎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改革，支持学校扩充社会学科课程；另一方面又忽视学校在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教育的任务不过是培养人。

改造主义者一方面从进步主义教育家们那里获得了支持，另一方面又对进步教育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