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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巴特Karl Barthe18861968（第6页）

善良意志摆脱了所有有限的目的，超越了所有对有限目的的欲望，对于最终的目的表现出纯粹的和直接的尊重，这一最终目的与义务的绝对命令是一致的。

康德认为人的意志是由一种基于自由的理性世界来确定的，这个世界有其超出自然世界的自身的因果关系。

道德人格既是伦理学问题所涉及的行为的立法者，又是这个问题本身的缔造者。

很少有人讲出比康德关于伦理学问题必要意义的论述还要清楚的词语。

但如果我们假定提出伦理学问题的人，伦理行为的主体是基于自由世界的，就难以在逻辑上把他与他必须回答的自己的问题、必须有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个自由的主体仿佛把自己带入自然世界中，在那里他像我们所了解人们一样现实地生活吗？他能从出现之时便理解那个世界的因果关系吗？在对象体验方面，这个主体同我们所认识的人们一样吗？我们认识的这个人的意志由此取决于他对法则的纯粹的尊重，而完全不是取决于他对这种或那种对象的欲望吗？我们冒险地称为我或我们的那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仅仅指向一个最终的目的——一种不同于其他目的的目的，一种所有目的的无限积聚吗？这正是康德使自己的伦理学如此可信的东西，他坚决拒绝对这些问题作出任何正面的陈述。

我们知道，人格意志并非是由人性观念来支配的，因此是一种纯粹的、自主的和善的意志——我们知道，这种道德人格从未越过自由世界的门槛步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

这样的人从未活过，或者也不会有生命。

人们不可能梦想或者想象一个没有兴趣的人，或者只对这类的道德法则有兴趣的人。

在时空中并不存在由纯粹实践理性来决定的，诸如人的意志一类的东西。

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由是一个前提条件，它由人意识到与自己欲望不同的，即在通常意义上与自己意志不同的“应当”

这一事实而被确认下来。

但是，这个由此被确认下来的前提条件表明了什么呢？康德提防以那种反叛的精神讲话，这种精神在费希特后来的关于“一个决定——我优越于自然！”

的雄辩中体现出来。

似乎要达到这种优越性只需要一种灵魂的跳跃，一种意识的插入！

事实上，当我们斗胆使自由作为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行为因果关系的来源时，我们正在面对那种所向披靡的前提条件，一个永久性的前提条件。

尽管在现实的意义上我们可能有这样一种自由观念，但我们对它尚无最浅薄的知识，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意志中的动机，不了解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意志——能够被严格地看成自由的或创造自由的意志。

只有在它们成为欲望时，我们才有动机的知识，但它们既不能这样地从自由中演绎出来，也不能导致自由。

我们所能设想的所有绝对命令都是它的不可想象性。

因此，康德的伦理学在先决条件的学说中达到了顶峰：上帝的先决条件，或者一种最终结合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结合中，我们仍旧必须以二元论来观察，即从道德和幸福，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来观察；自由的先决条件，或者我们能够思考的先决条件是由我们的学习能力推论出来的；不朽的先决条件，或者我们的真正品行与道德法则和谐的先决条件是在永远持续的尊奉过程中推论出来的。

这些先决条件，像所有这三类条件一样只能意味着一种东西：康德见到的人是由一种对其自然意志的要求而得以惊人强调的人，这个人完全无法意识到这种自然意志，除非是通过一种仍旧是更惊人的信仰行为。

在这种行为中，他必须首先假设，上帝是这种与人的现实性相矛盾的要求的保护者；第二，他本人能够自己提出这种要求；第三，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和行为他至少能够（一种被假定的无止境的退步）接近这个要求的内容。

我要重复说，这种先决条件的理论要求一种信仰行为，它比人们设想支持的道德要求更缺乏理性。

我并不敢肯定康德充分地估计到这一困难。

但是，无论他是否估计到，无论这种直接摆脱每一种有限行为而产生的信仰行为是否构成道德人格的惟一基础和本质，人们都必然要追问，我们不断提及的“我”

和“我们”

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所认识的现实的人是由什么构成的？是否只是善良的人才构成一个纯粹的信仰对象？善良的人不能够代表对于所有断言——我们认识的人能够具有的所有断言的废除吗？他的行为不是对所有历史中的真实行为的否定吗？他的行为没有消除所有可能的标准了吗？从这一观点来说——这是惟一的观点——对伦理学问题的回答能够摆脱转化成新问题的命运吗？除了作为对所有伦理学的批评之外，一种理想的伦理学如何能够发展起来呢？它那最终的前提条件能是什么呢——仅仅是认可了那种阻碍人的意志达到善之目标的束缚——认可了那种供人随心所欲役使的东西吗？

如果问题和源源不断的新问题都是一个人发现作为对伦理学问题答案的问题，他如何能够生活呢？他只能依靠问题生活吗？他能够这样做吗？或许通过像斯多葛派那样随波逐流的方式？或许受莱辛的话“真理只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的启发，通过把握在上帝的左手中的方式？或者以其他什么方式？

人们可能在这种局面与伦理目标的联系中观察它。

由此让人联想到表面上是遥远的，而且仅仅是表面上遥远的太平盛世概念。

对于我们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我承认自己也在其中——这个概念已经呈现为那种社会主义理想的确定形式。

它甚至在康德那里都发生了作用，而且事实上不能为任何严肃对待伦理学问题的人们所避免（《奥格斯堡信纲》第17款有与不抵抗主义相反的惩处）。

它关系到现世历史的目标，这个目标对来世永生的希望不抱任何偏见。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伦理学问题尽管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它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人类普遍适用的法则。

因此伦理学本身包含一个或多或少不同的问题——关系到历史的理想；关系到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不能在时间之外，而只能在时间之内存在和得以实现的目标；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我们结结巴巴地释义为真理和正直、智慧和爱，以及和平和自由的那些东西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