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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义与力量在人格交往中的统一（第2页）

孩子感到被否定，而且丧失了对自身存在之力量与正义的任何自信。

孩子的正当要求受到压抑，或者被转化成了不正当的要求，例如下意识地对自己或对他人的破坏性。

另一方面，这又使父母有了这么一种感觉，即受到了孩子的抗拒或回避。

他们作为父母的内在要求也未得到完成。

除了其外部的强制力量外，权威能够施行一种心理强制，这种强制是与人际交往的正义相冲突的。

在此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即是否有一种因其性质而注定是正义的权威。

情况似乎是这样：有一种“原则上的权威”

，还有一种“事实上的权威”

。

原则上的权威意味着，一个人由于其所占据的位置而具有权威，并且由于这个位置而超乎于批评的范围之外。

所以（让我们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作为教皇的教皇，对每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乃是最高的权威。

所以，作为《圣经》的《圣经》，对每一个正统的新教徒来说乃是最高的权威。

所以，作为独裁者的独裁者，在极权主义体制中具有最高的权威。

所以，父母对幼儿具有权威并企图永远保持这个地位。

所以，教师变成了学生的权威，而且不想让学生从权威中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原则上的权威”

都是非正当的权威。

它无视了人类要对最后决定负责这一内在要求。

而“事实上的权威”

则完全不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运用并接受这种权威。

它是我们一切人都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的存在之有限性和不完整性的一种表现，是我们要凭靠自身而独立的力量之界限的一种表现。

因为这些理由，它是一种正义的权威。

这种情况反映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

人们得问一问在为**而进行的教育，是否因其阻碍了想要独立的内在要求不断涌现而不是非正当的？人们得问一问，**是否不是一种压服的方法，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非正义？对此的回答必然是：为**而进行的教育，就其是赋予个人一种形式的方式而言，它是正当的；就其阻止个人创造新形式而言，它是非正当的。

在本章结束之际，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即在过去一百年的创造性文化中，存在主义的反叛大部分就是企图为个人提供正义，并支持个人要通过创造性去超越**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