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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页）

爱是“创世的终极法则”

。

第二，我们获得了宗教的基础。

宗教本质上是崇拜、祈祷，及其在生活中的成果。

针对无意识的自然体系的崇拜和祈祷不仅不能令灵魂感到满意，而且是不合理的。

因此，大多数自然主义者要么不祈祷，要么祈祷；但若他们祈祷了，就只能使用理性的语言和采用理性的态度，而仅当自然是有意识的、有人格的上帝的行为时，他们使用的语言和采取的态度才可能是理性的。

一个做祷告的自然主义者是不正常的。

在结束关于这一要点的讨论时，我们可以再次重复，人格主义的信念与科学精神完全和谐。

如果自然就是行动着的上帝，那么不需要对任何科学规律或科学方法进行修改。

但是人格主义者认为，科学不是全部真理，生活包含的内容大于科学。

我们已经相当充分地论证了人格主义与自然主义同样是科学的。

现在我们还要加上第五点：人格主义比自然主义更具有宗教性。

自然主义者确实经常（并非总是）可以感受到为精神和社会价值献身的崇高，也可以经常体验到对一切存在之源的感性的、神秘的崇拜。

不可否认，当自然主义面对人的生活和思想时，它可以是宗教的，比如亨利·尼尔森·维曼称自己是自然主义的有神论者。

他是虔诚的，神秘的；他献身于基督，献身于基督教的教堂；他在一种超越他自身的力量中找到了他的一切价值的基础，这种力量他称之为上帝。

那么他为什么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呢？因为他的上帝是自然界的非人格的能量的无意识的秩序，而不是永恒的、有意识的超越自然的精神。

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会遇到障碍，无论他有多么高尚。

一个被限制在自然中的无意识的上帝不能与一个涵盖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有意识的、人格的上帝相提并论。

用感觉揭示的自然界是神奇的；但用人的理想的经验揭示的精神世界是高尚的。

仅在自然中发现上帝的人限制了精神的作用。

自然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对推崇精神、贬低自然的宗教禁欲主义起到纠偏的作用。

然而在美国，这样的纠偏没有必要。

禁欲主义并不是一种全民的危险。

在印度可能需要反对禁欲主义。

但斯瓦米·维夫卡南达（SwamiVivekananda）也许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超越感觉的局限性的斗争中”

［28］发现了宗教的真正病菌。

然而印度的哲学家似乎比美国的自然主义者更贴近宗教的本质。

仅仅在自然中看到上帝的人能看到的东西比寻求精神的集中、掌握和发展的人看到的要少得多。

从中国圣人孟子的话中甚至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启示。

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29］孟子建议说，如果我们彻底地探索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灵**，神就会向我们显现它们。

人格主义建立在自然与精神统一的信念的基础上。

这样的信念开辟了一条在奥秘的、伦理的、理智的社会的最高水平上与上帝合作的道路。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上帝，能够理解和满足孤独的灵魂和整个世界这个大社会的需要，无论是最卑微的人的还是最聪明的人。

历史上的宗教经常搁置形而上学和科学，不加探究，而现代人格主义正在处理许多过去从未触及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人格主义的上帝比任何自然主义的上帝都更加接近先知运动的公义的上帝，更加接近耶稣的天父。

当然，仅就此而言并不能证明人格主义的正确；但若可以用其他理由证明人格主义的正确，那么这一事实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宗教优势。

一个充满爱的上帝，一个把人类从精神的罪恶和贫穷中解救出来的上帝，一个与人类在历史中合作的上帝，一个寻求与人交际的上帝，这才是值得人类为之献身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