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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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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该问，人格主义对自然与价值的问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与笛卡儿和其他所有二元论者不同，与怀特海的观点一致，人格主义者拒绝“自然分叉”

的观点，认为宇宙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的秩序，一种人格的秩序。

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的机体，以及人和动物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本质上是人格的那个相互作用着的秩序的表现。

离开了神圣的人格，自然不能有任何种类的存在。

自然位于神圣的人格之中，作为它的有意识的经验的一部分。

神圣人格的统一体中包含着“所有天堂的唱诗班和世界的饰物”

，展现着有机的和无机的物体的无穷多样性。

我们已经反复表明，自然作为上帝的永恒存在的内在部分存在于上帝之中。

依据这条唯心主义的第一原理，人格主义者能够得出结论：自然从属于价值。

任何心灵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从该心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心灵的目的和理性价值中得出其最终意义来。

自然与价值的关系很容易遗忘。

科学依赖于对价值的暂时遗忘。

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科学与现代文化零碎地看待上帝，在某些部分没有发现上帝就说根本没有上帝。

处在热中于把握世界的气氛中，人们必定需要忘记上帝。

霍金和神秘主义者已经提出了替代的原则，这种现象可以视之为钟摆式的来回往复，一端是对上帝的关注，另一端是对世界的关注。

有宗教信仰的男女必须轮番拥有玛利亚和马大的两种品质。

但是钟摆不能自己摆动。

个人的意志行为可以使用某种力量使之停顿。

这就是现代文化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教会发生的事情。

它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越来越采取自然主义的立场，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成了无神论。

在远离上帝的那一点上，这个钟摆已经僵化了。

有些人把当前这种极度的摇摆视为衰落和死亡的标志。

他们是毫无希望的宿命论者。

施宾格勒就是这些对衰落作预言的先知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从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了虚幻的希望。

研究历史、心理、宗教和哲学的学者可能更加同意拉尔夫·泰勒·弗留耶林在他的《西方文化的幸存》和《创造性的人格》中陈述的观点。

他认为，意志是“人格的最高行为”

［32］。

最近的一些神学作者很好地强调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