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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19491956年（第3页）

有研究者认为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中国主要有三副面孔：教育学教材的模板、资产阶级教育学、一本苏联的教育学教材。

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既有积极影响，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中，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教育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了我国教育学体系科学化的探索与构建；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了对苏联教育学的过度依赖，影响了我国教育学的建设。

②还有研究者将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作用也总结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积极作用表现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了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科学化的探索与构建；同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引进造成了中国过于依附凯洛夫《教育学》，影响了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

③

（三）邀请苏联教育专家开设讲座

除翻译苏联的教育学著作之外，当时还邀请了不少苏联专家来我国讲授教育学。

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

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请专家开班讲座，或办教育学研究班，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苏联教育学专家作为苏联教育学的直接来源，在中国的各种教育活动可以看作苏联教育学的活化。

1950年9月，最早来到中国的苏联教育学专家卡尔波娃和苏联学前教育专家戈林娜应邀在北京做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育的专题报告，报告的内容涉及苏联人民教育制度、初等学校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初等学校教育工作方法、初等学校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学校行政管理学和行政领导等。

①北京师范大学的档案记录中有一些关于苏联教育学专家的记载：苏联教育学专家普希金于1952年3月中旬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回国。

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后，为教育系专修班和本科四年级学生讲授教育学。

同时，他还为本科生、大学教师进修班、教育系全体教师、教育专修班等教师讲课。

与此同时，他每月到天津为天津市中小学教师作两次教育学的报告。

苏联教育学专家的讲稿大多数已出版，这进一步推动了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

在苏联教育学专家开设教育学讲座报告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设了大量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辅导课程和讲座。

（四）赴苏联考察访问或留学

根据中苏友好协会的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年中，我国派出了教育、文化考察团13个，共计700多人次到苏联进行学习访问。

195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和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一同参加了莫斯科大学建校200周年的大会。

①同年10月9日到11月18日，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作为团长率领中小学教师代表团重点就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和师资教育进行了学习和访问。

①在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的同时，我国还不断以政府的名义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一阶段，中国的教育学研究者、留学苏联的学生等在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引进苏联教育学是在浓厚的政治背景和强烈的行政干预下展开的。

强大的政治权威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苏联教育学的推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这种自上而下进行推广贯彻的特点是这一时期引进数量之大、速度之快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引进苏联教育学的热情很高，学界态度严谨。

个别学者，如高晶斋翻译的申比廖夫等著的《教育学》，翻译粗糙，讹误较多，被陈侠、马骥雄等对照原版指了出来，为此高晶斋本人作了自我检讨。

除了苏联教育学教材和著作，教育学界也介绍了苏联教育学最新的一些信息，例如，《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及时介绍了苏联1952年围绕10个教育和教育学问题的讨论。

但是这种引进的程度还是较为初级的，主要以直接翻译、介绍苏联教育学著作、教材、论文为主，此时的中国教育学研究较少涉及本国现实的教育学问题，尚未直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

因此，这一时期的引进呈现出了“简单而初级、急切而热烈”

②的状况。

三、苏联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

1949年到1956年，中国教育学界掀起学苏的热潮，表现为翻译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教育专家做讲座，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研读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并做辅导报告，介绍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出版苏联教育学者的讲义和报告。

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