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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批判引进19571976年（第3页）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最迫切问题是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这是解决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只从几本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是永远赶不上先进水平的，我们不仅仅要学习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科学，也应了解其他各国的教育学情况（包括一些材料），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科学也有较进步的，即使是反动的，也可以作为批判教材，于是被否定了的那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学‘复活’了。”

①

这一阶段从其他国家引进的教育学从无到有，据相关研究者的统计，主要有著作7本、论文2篇。

②

[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德]威廉·施乃勒：《德国民主学校》，柯菁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郑晓沧译：《柏拉图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瑞士]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一卷）》，北京编译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德]克拉拉·蔡特金：《论青年教育》，柯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英]赫伯特·斯宾塞：《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胡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英]沛西·能：《教育原理》，王承绪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此外，我国教育学研究者还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编译出版西方教育论著选读。

如张焕庭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于196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选译西方历史上著名教育家的教育学说，“供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生使用”

，“使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教育家的主要论著，理解他们的教育基本观点和主张，以扩大眼界和知识领域，培养识别能力；并供教育工作者参考之用”

。

①

这一阶段，赫尔巴特教育学和杜威教育学作为“传统”

和“现代”

西方教育学的代表被重新评价。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系开始全面采用苏联的教育学教材，中国教育学界开始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赫尔巴特被戴上了反动的帽子。

1957年6月，曹孚在《新建设》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

该文从方法论高度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

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教育学的继承与共性问题。

在有关如何认识教育学的政治立场和教育的观关系上，曹孚指出：“一个人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之间并不永远是‘正面相关’的，一般地说，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作为教育学家，一定是进步的。

但一个具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家可以对教育思想做出积极的、重要的贡献，也是屡见不鲜的。”

②曹孚以教育史上赫尔巴特等人的情况说明，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在政治立场上趋于反动或保守的人，在教育理论方面仍然可以是有贡献的人。

1958年，常道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三期发表《赫尔巴特的教学论的再评价》一文，谨慎地提出“不妨大胆尝试一下把赫尔巴特的哲学思想和教育观点予以分别处理”

的观点，从宏观角度肯定了赫尔巴特教学论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明确指出：“19世纪后半叶，赫尔巴特学说确曾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达成反动目的；但在更多场合，他的教学理论对于帮助当时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提高学校教学效率，也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

①他充分肯定了赫尔巴特观念心理学思想的进步意义及积极影响，并且对赫尔巴特强**师的重要作用表达了赞赏。

对于赫尔巴特的教学形式阶段理论，以及对中国学校班级授课的影响，常道直也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1962年，罗炳之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册）》出版，其中第十四章以“德国赫尔巴特的反动教育理论”

为题，批判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

分为“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论儿童管理和道德教育—论教学—赫尔巴特的反动教育理论批判”

几个部分，认为“赫尔巴特是德国反动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创立了一套完整教育体系，为当时德国反动势力服务，欧美各国教育界都受了他的影响”

②。

在这部分的结尾中，罗炳之转引常道直《赫尔巴特的教学论的再评价》一文中德国教育学中央研究所发表的《德国教育学基本问题》对赫尔巴特的褒贬，批判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机械主义和反辩证法的倾向，肯定赫尔巴特在教学论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