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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重新引进19771990年（第2页）

氛围中，教育学教材及著作的重新引进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学几乎各学科领域都对本学科在国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传播。

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经在以国外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为参照系，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教育科学。

以教育学“中国化”

为目标进行外国教育学的传播成为历史的必然。

作为一门学科的大教育学，以及从中分解出来的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等多门学科，恢复后都注重从外国教育学的教材及著作的引介中更新内容，并以此来促进本国的教材建设。

（一）外国教育学著作及教材的引进概况

1978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学依据“三个面向”

的指导思想，博采众长，与西方各发达国家进行日益广泛的学术交流。

翻译出版书籍的工作亦逐步进入正轨，此阶段出版了一些外国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这些译著不仅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指导，而且其中若干有益的见解已被我国学者们吸收在教育学的著作中。

（二）外国教育学教材及著作的引进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外国教育学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

随着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各级师范院校教育系正常教学工作的恢复与开展，为满足教学急需，教育学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恢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委师范司教材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等就已相继组织系列学术会议，涉及教育学教材建设相关问题的讨论。

1982年第5期《教育研究》专设教育学教材研究专栏，为学者们思考和探索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平台。

在这种活跃、求真的学术氛围下，我国出版了改革开放后教学急需的首批教育学教材，如1979年出版的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和1980年华中师大等五校合编的《教育学》，这本合编教材后由王道俊和王汉澜进行了大幅修改，于1988年出版了新

编本的第1版，现今已出版第7版，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材。

其后，又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教育学教材。

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于教育学教材的恢复、重建以及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这些早期教材并没有实质突破学苏探索阶段的教材编写状况，内容体系仍仿效凯洛夫的《教育学》，既未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也未联系实际教育工作。

此后，教育学者开始注重教材自身科学性与“中国化”

的研究。

1985年4月5日至11日，教育部在武汉召开1984—1990年高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征求意见稿）讨论会，会上就有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对教材建设进行了探讨，涉及教材编撰的指导思想、教材体系、逻辑起点、理论和实践、研究对象等重要问题。

会后，各级师范院校纷纷组织教材编写，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和多规格的教材编写热潮，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学教材数量猛增，据不完全统计达100多种。

这些先声之作为带动我国教育学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截至1990年12月，经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实，我国公开出版各个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共111种（包括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尤以1986年至1989年为高峰期。

这表明教育学工作者力求在各种层次上使比较单一化的教材转向多样化。

例如，教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学公共课、教师教育专业或是在职教师培训等均有配套的教育学教材。

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盛况空前，也掀起了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史上的第四次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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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教育学”

分化背景下，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引进与建设

在这个阶段，教育学研究中出现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大教育学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