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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重新引进19771990年（第5页）

4.教育社会学

20世纪20年代，教育社会学被引进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社会学被宣布姓“资”

并被打入冷宫。

尽管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问题也在研究，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社会学已被取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学的重建，教育社会学也得到恢复和重建。

这一时期，我国也引进了一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其中部分作品如下。

[英]弗雷德·马勒：《教育社会学范式发展的总模式》，马继森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6（2）。

[美]珍妮·H.巴兰坦：《美国教育社会学》，李舒驰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

[英]戴维·布莱克莱吉、巴里·亨特：《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王波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丹尼尔·U.列文、罗伯特·J.哈维霍斯特：《社会与教育》，纪大海等译，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美]E.拉吉曼：《康茨及其教育社会学研究》，禾子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12）。

吴钢：《英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之演变》，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2）。

这些著作和文章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际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教育社会学中关于教育的社会化作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学生群体、学生亚文化，学校、班级社会学等理论，不仅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课题的确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者理论分析的思路和对实际调查结论的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外教育史与其他学科一样得到恢复、重建。

从外国教育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资料的挖掘、翻译、整理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间共引进教育史著作12本，论文1篇。

此外，还重新翻译了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斯宾塞、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皮亚杰等教育家的名著。

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为深入开展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针对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落后的现状，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

的思想的影响，立足于世界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去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具体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恢复和重建问题。

他们不仅强调广泛吸收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揭示了教育学学科与其他科学的联系，而且明确提出了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和内容，具体分析了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和动力，初步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途径。

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研究人员不仅对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在“**”

前已有的传统学科进行了恢复和重建，而且对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学论等学科开始了探索和研究，并开始重视对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自身体系的探讨。

因此，“**”

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已得到恢复和重建。

但这种重建已不仅仅是对“**”

前已有学科的重建，目的也不仅仅在于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恢复，而在于尽早赶上乃至超过国际水平。

受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实际行动上已开始注意并重视引进国外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新学科，来重建我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

研究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探索并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广大学科建设者的共同呼声。

由于当时“左”

的影响未彻底清除，这种探索与构建还只是初步的，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下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