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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外国教育学引进对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影响（第2页）

外国教育学的引进，给中国教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其前沿研究思想和方法的批判地借鉴，为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由“引进式加工”

向“原创性发展”

的转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泉，使中国教育学研究在新时期的深化发生了“扎根本土”

的变化。

二、外国教育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教育学学科与世界的交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学界以理论译介、访学留学、国际研讨等多种方式，在学习吸收中努力走入国际前沿。

我们以自身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为基点，积极引进外国教育学的理论，这使得我们对于教育学基本理论进行了重新认识，教育学分支学科与专题研究得到深化，教育研究的方法意识和运用水平有所提高，有了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的研究角度。

同时创建研究机构，依托组织平台积极吸取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如海外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等。

留学访学以及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全球化也成为中国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的手段和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学对我国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能积极融入世界学术潮流，对于我国学科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学习、理解、借鉴和运用外国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逐渐在西方教育学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建构起中国教育学独特的形象，显现出一种中国独有的贡献能力和创生能力。

三、外国教育学的引进促成了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创生

近年来，面临文化与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任务凸显。

如何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内在困境，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论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包括教育学学科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任务。

作为“舶来品”

的教育学，背负着学科发展中西关系的“世纪问题”

，在众多外国教育学、教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对教育学学科发展“中国道路”

的渴求更甚其他。

（一）加强原创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

叶澜教授曾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一文中提出教育学“引进”

的中国范式。

教育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对国外教育学翻译、介绍到述评、编纂、自编等一系列消化吸收的“中国范式”

，并随着吸收对象的更替而多次循环。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学发生了“引进”

对象转换和内容的巨变，但教育学中“引进”

的“中国范式”

，几乎不变地又上演了一遍。

凯洛夫《教育学》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但其核心部分“教学论”

的基调还是赫尔巴特的。

粉碎“四人帮”

之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短暂恢复期，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翻译、编译、综述、自编教育学学科的教科书和著作的**。

中国教育学界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心态开始走向成熟，但并未改变中国教育学界与国外教育学界相比的弱势状态，学术流向的单向性意义。

①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误读、食洋不化或南橘北枳的异变，也是令人关注的教育主题。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界国际交流加快、加强的环境中，教育学界向外看、从外取、以外为准的心态与学风还在盛行。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新课程理论，是典型的两例。

从2001年起，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新课程改革，2005年扩大到高中阶段。

新课程改革的设计者是以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为首的专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