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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国教育学的批判与否定（第4页）

与此相联系，大多高校的教育系被停办，或停止招生。

如笔者所在的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是山西大学教育系，1972年2月受“**”

的消极影响被撤销了，教育系的教师被安排到政治系、编译室、校党政部门、山西大学附中、附小工作。

教育系的图书资料、心理学仪器、设备和办公用具等也被分散转给其他系。

直到1980年教育系才恢复招生，笔者荣幸地成为第一届被招收的学生。

二、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和语录化

在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重建成就的同时，“**”

时教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大体就是两个方面：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和语录化。

（一）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

“**”

期间，对教育学的破坏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所谓的“革命大批判”

。

1970年1月1日，《红旗》第1期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思想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该评论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

不仅应该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这种“革命大批判”

，实际上意味着要否定人类发展的历史成就。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

随后，文科各学科领域几乎都开展了大批判。

在教育学领域，这种“革命大批判”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其二，批判孔子教育思想。

以下简称“批凯”

和“批孔”

。

1.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69年9月，辽宁省就组织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一起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以响应文教战线的斗、批、改。

这场批判的重点批判对象是“全民教育”

“专家治校”

“智育第一”

等观点。

12日的《辽宁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凯洛夫的必须彻底批判》。

社论指出，辽宁省是过去推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重点区之一，彻底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当前教育战线的极为迫切的任务。

辽宁省的批判点燃了“批凯”

之火。

全国范围内的“批凯”

是在《红旗》1970年第2期发表《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一文以后开始的。

这篇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的所谓“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