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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第2页）

（2000）、“我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百年回顾与反思”

（2004）、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2007）、“国外教育史学科新进展”

（2008）、“教育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2017）等。

21世纪之后，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成为中国教育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周洪宇教授认为“将教育史的实质研究仅仅分为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两个部分，显然不能全面概括教育历史的全部内容。

因为任何教育历史，如果缺乏人的参与活动，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历史”

①。

而“长久以来，教育史学研究均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对教育过程中人的活动的研究，使得教育史学研究由于缺乏教育活动史研究这一前提，变成了一门‘只见物不见人’的学科”

②。

因此，周洪宇教授提出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构建应该打破过去教育史研究对象的两分法，增加对教育活动史的研究。

教育活动史在教育史学科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基础和前提，三者联系紧密，缺一不可。

在《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和《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等著作和一系列文章中，周洪宇教授及其团队就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意义、价值、方法、内容等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201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审议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将教育活动史列为教育史学科课题申报项目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教育活动史研究”

得到了我国教育研究体制的认可、回应和接受。

2018年，周洪宇主编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8卷本）出版，“形成了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新的教育史研究新格局，是一项填补教育史学术空白的开创性工作，有助于更新教育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促进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有利于完善教育史学科体系”

①，随着教育记忆史、教育情感史、教育心态史、教育史学史、教育史学、教育史编纂、教育史学评论、教育史料学、教育史学科史等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我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丰富，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分支逐渐多元化。

（二）教育史学科属性的探讨

教育史的学科属性是什么?教育史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始终是教育史学者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这关系到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生存状态，以及对热火朝天的教育改革做出更具有价值的知识贡献，同时，也密切关系着如何构建我国特色的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史学者一直为教育史学科属性的确立问题努力。

早在1955年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曹孚就提出教育史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超过一般科学与其相应科学史之间的关系。

……在撰写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时，既不能将其写成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也不能写成宏大的思想史，而应该依据其在教育领域做出的思想贡献来做具体分析。

②在这里，曹孚将教育史研究与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史研究区分开来，提出教育史学科应该有其自身学科的特点和属性。

在《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中，沈灌群将教育史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借鉴现代中国史学方法分析了中国自古以来到清前期的学校教育和教育思想。

1962年，北京历史学界和教育学界的部分学者对中国教育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次讨论由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主持，范文澜、翦伯赞、林砺儒、瞿菊农等著名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参加。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历史学界、教育学界和教育史学界的第一次讨论和对话。

在这次讨论上，林砺儒认为教育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不同，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写法，会显得太空。

翦伯赞则认为不能将教育史写成思想史或者文学史，教育史中应该提到自然科学，应该写科学家。

①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明确了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将其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进行区分。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史学科建设进入了新时期。

学者们就教育史的学科属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在《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赵祥麟开篇就指出“外国教育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也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基础课程”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