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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曲折探索（第5页）

有学者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教育学中的问题：“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忽视了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前教育的实际相桔合的原则，我们往往喜欢生硬地搬运苏联教育学上的理论和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教育改革的实际及学生思想和知识水平的实际，硬要迎头赶上。”

②1957年第7期《人民教育》发表的《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表达了上海、南京高等师范院校部分教授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笔谈。

大家在充分认识学习苏联教育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中国教育遗产。

张文郁明确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教育学的中国化，是解决存在于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

③这一时期，瞿葆奎在《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

问题》，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6月号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从理论上尝试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方案。

教育学的中国化，重要的是建设与教育总路线相适应的教育学。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1958年前后编写的教育学教材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等的《教育学讲义初稿》（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的《教育学讲义》，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编写组的《教育学》，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的《中国教育学讲义》（上、下册），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教育学（初稿）》。

从编写指导思想看，它们都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为指导思想，根据总路线的精神，从实践出发，总结和反映教育实践经验。

就教育学的体系看，基本上还是凯洛夫《教育学》的板块，总论、教育论和教学论。

在具体内容上，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设置“党的教育方针”

“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

“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

"学校教育制度""思想政治教育”

“劳动教育""人民教师”

等章节。

这一阶段，反映1958年教育经验最彻底的教材要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五个单位合编的《教育学》。

该书打破了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设计了五个板块：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全日制学校教育、半日制（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工农业余学校教育和教育的科学研究。

显然，板块中“半日制（半工半读）学校教育”

“工农业余学校教育”

都是“教育大革命”

中的新现象，它试图使教育学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这本教材虽然从章节设计到内容都彻底地“中国化”

了，但它使教育学变成了教育政策汇编。

1961年4月，中央宣传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周扬在会上提出：“要编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国的教育学、中国的文艺学。”

①这次会议确定由刘佛年承担《教育学》编写任务。

后来，针对刘佛年的“教育学提纲”

，周扬还指出，教育学要以探索特殊规律为主，但不能忽视共同规律；要历史地看问题，并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阶级观与历史观要统一，有历史观才能避免阶级标签主义；战斗性与科学性结合，不能以战斗性否定一切；要以阐述正确的教育为主，辅以对错误教育的批判；教育学要研究教育，不能以其他代替教育理论。

②周扬对教育学教材编写的这些意见，对建设中国教育学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961—1963年，由刘佛年任主编，完成了《教育学》讨论稿，供内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