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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特殊教育学的基本成就与愿景展望（第3页）

同时，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越来越注重教育公平和质量，社会对特殊教育人才的类型、规格、质量提出新要求。

另外，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变革，特殊教育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特殊教育发展遇到的困难也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复杂艰巨，急需特殊教育学者承担时代重任。

这一时期，一方面，在特殊教育人才培养上，特殊教育学强调多层次化，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原来培养的基础上，开始了博士层次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随着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及特殊教育发展改革难度的增大，党和政府迫切呼唤特殊教育学者的支持。

朴永馨、方俊明、丁勇、王雁、顾定倩、肖非等学者开始围绕特殊教育政策研究等，积极参与国家特殊教育发展决策，服务于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发展。

第二，多元主体参与、多学科交叉的特殊教育知识的拓展建构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特殊教育学发展。

从学者及其知识建构角度看，随着特殊教育改革发展推进以及更多类型特殊需要者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化和参与特殊研究实践者的多元主体化，特殊教育知识开始表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学科交叉的拓展建构的特点。

首先，在高校层面，随着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等更多的专科、本科层次的特殊教育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特殊教育研究队伍日趋壮大。

围绕人才培养，方俊明、丁勇、邓猛、顾定倩、王雁、申仁洪、雷江华等开展特殊教师教育、融合教育等研究；围绕特殊教育满足多类型残疾人多样教育需求，刘全礼、谢明、盛永进、胡晓毅等开展了个别教育计划理论与实践、重度障碍儿童教育、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围绕特殊教育基本理论，方俊明、王培峰等围绕特殊教育哲学开展研究；围绕特殊儿童康复，杜晓新、黄昭鸣、何侃等开展教育康复研究和教学，等等。

其次，在研究机构层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孟万金、彭霞光等围绕服务国家特殊教育决策，开展了特殊教育公平和随班就读研究；教育部及其他省市各级相关研究机构通过发布课题集中攻关等形式，也开展了大量的特殊教育支持保障等方面的研究。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特殊教育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关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团体组织中，有更多学者跨业界、跨学科专业参与特殊教育知识建构。

特别是当前随着特殊儿童教育诉求的多元化和科技的进步，康复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现代技术参与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知识建构的主体、学科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知识构成等更加多元，特殊教育学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跨学科性表现出高度的异构性、异质性。

康复医学专业背景、信息技术专业背景、社会学专业背景、历史学专业背景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参与特殊教育知识建构。

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卫东的《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2012）反映了跨业界、跨专业参与特殊教育知识建构的特点。

在康复研究领域，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2005年以后对残疾儿童教育康复研究的论文有131篇。

（二）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建设的基本思想

我国特殊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特殊教育学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引导下，由广大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参与，根植于特殊教育实践的深厚土壤中诞生的。

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有着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关怀，有着广大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对特殊教育知识建构的执着追求。

具体说来，特殊教育知识体系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建设。

第一，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建设始终坚持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理念、人道主义精神的基本思想，建设特殊教育知识体系。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特殊教育。

这是由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

早在特殊教育学前探索时期，党和政府就把以人为本、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发展特殊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主导和保证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同时也为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特殊教育学的学科初创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以人为本和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导思想的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始随着特殊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从单纯的政治主导向政治-法治结合的方向转变。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残疾公民的……教育”

的承诺，以及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特别是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提出的“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推进了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广大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特殊教育研究，打开了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建设的大门。

例如，朴永馨的《特殊教育概论》（1991）和《特殊教育学》（1995）、方俊明的《当代特殊教育导论》（1998）、陈云英的《中国特殊教育学基础》（2004），即是在改革开放后，围绕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服务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需要，探讨特殊教育学校管理、课程与教学等理论的。

同时，在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指导下，特殊教育知识范畴也开始不断扩展，出现了随班就读、学前特殊教育和学习障碍儿童教育的研究。

例如，陈云英的《随班就读的课堂教学》（1996）、陈东珍的《学前特殊教育》（2001），以及其他学者对学习障碍儿童教育的研究与教学、对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教材开发与教学，等等。

在特殊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期，改革开放全面深入推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变革，公平、质量开始成为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主题。

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动力机制开始向政治—法治—社会结合的多元机制转变。

特别是从党的十七大到十九大，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一直是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有力阐释。

特殊教育的性质定位也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方位中随着党对教育性质认识的变化而变化。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特殊教育纳入党的重大决策议程，并把特殊教育化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领域范畴，提出“关心特殊教育”

。

历经党的十八大“支持特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