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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复归本路 教育史经典人物的重新评价（第2页）

——兼驳赵纪彬的实用主义考证》一文，“以自己60年代的研究及‘**’期间的观察审视为基础，不仅发表较早，而且极有份量”

③。

作者认为，按照马融的注解：“有教无类”

就是“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

。

我们今天来理解就是不分地区，不分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列为教育对象。

但有一条界限，奴隶绝对被排斥在学校教育对象之外。

那么，该如何评价“有教无类”

?必须明确文化和教育一样都是有阶级性的。

从当时文化战线总的斗争形势来看，我们应该给予孔丘批判——孔丘是“文化下移”

中的守旧派。

但是，事物往往具有二重性，过分简单地看待历史上的问题，就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看法。

我们在指出孔丘在思想影响上起反动作用的这个主要方面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孔丘整理了古代文化资料，并通过他的大规模的讲学活动使这些文化资料得以保存和流传，这在客观上确实又对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肯定这一方面，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因此，我们必须运用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来看待孔丘的“有教无类”

。

在此之后，张瑞璠发表了以下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的二重性》（《教育研究》，1979年第3期）;《辨“学而优则仕”

兼及“束修”

》（《教育研究》，1985年第2期）;《全面评价孔丘的教育思想》（《孔子教育思想研究》，1985年）;《孔子为古代人才教育开辟道路》（《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等。

同时，他还在其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卷》中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逐步形成了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正确认识，并引领了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发展。

杨荣春在《孔丘教学教育方法的再评价》①中指出，对孔丘教学教育方法无论是持全盘肯定还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的”

，“为了正确对待古代中国文化教育遗产”

，就必须对孔丘教学教育方法进行再评价。

作者在分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时指出，“诚然，孔丘主张的‘学’与‘思’，有其奴隶主的阶级烙印，学的思的内容以及方式、途径都有其复古主义和先验主义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也应该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剖析这条‘学’与‘思’互相配合的方法。

假如在教学教育过程中不是提倡学习基本知识原理与发挥思维作用相结合，那就必然使受教者陷入呆读死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境地，这不但影响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造成人云亦云，对事物缺乏判断能力。

至于学以致用的要求，那就根本谈不到了。

因此，孔丘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方法，是不应该被全盘否定的。

可是有人断言它是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我以为值得认真商榷”

。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指出“这里连带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一个人在哲学上属于唯心论者，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是反动的，而在方法论上他就必然没有唯物的科学因素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对于“孔丘教学教育方法中的合理因素，还应被给以适当的肯定”

，“正由于孔丘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所以他的教学教育方法论中包含合理因素是不足为奇的，也是不能被全盘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