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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史学的形成阶段2000年至今（第2页）

教育史学界一方面对新的史学研究方法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出现了大量运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展开教育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大大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开始注重教育史学方法论体系建设，并逐步从方法论的视角来审视过往的教育史学研究。

此外，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提倡，也是加强教育史学方法论建设的重要体现。

因此，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进入了又一个由“破”

到“立”

的新阶段，其中“破”

在于破除以通史研究为主体的教育史学科建设模式，“立”

在于建立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和符合学科发展趋势的新的教育史学科体系。

二、教育史学科基础建设

教育史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学科基础建设，挖掘、整理、翻译和整理了大量中、外教育史基本史料，为中外教育史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系统和全面的原始材料。

①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顾定倩、朴永馨、刘艳虹，2010年）;《民国教育史料丛刊》（李景文、马小泉，2015年）;《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曲铁华，2016年）;“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王策三、鲁洁、顾明远等，2001年）等。

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

①（单中惠、徐小洲，2009—2013年）;“美国教育经典译丛”

①（张斌贤，2010—2012年）;《欧洲大学史》（瓦尔特·吕埃格，2014年）;《古典教育史》（希腊卷、罗马卷）（亨利-伊雷内·马鲁，2017年）等。

三、教育史学科研究成果

新时期以来教育史研究的视线逐步下移，教育史学科研究转向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表现为从精英转向民众、从高层转向基层、从中心转向边缘、从高雅转向世俗，开始关注历史发展中的具体教育问题，回归日常成为教育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增长点，从而真正展现出有血有肉的教育史学科特点，教育史学科研究成果也经历了由“学科时代”

向“问题时代”

的转变。

第一，中国教育史方面。

①教材：《中国教育史导论》（张彬、周谷平，2007年）;《新编中国教育史》（曲铁华，2011年）;《中国教育史》（谢长法，2012年）;《中国教育史》（张传燧，2014年）;《中国教育史新编》（王建军，2014年）;《中国教育史》（赵国权，2015年）等。

②专题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

（何东昌，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60年》（方晓东，2009年）;《共和国教育60年》（杜成宪，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史》（胡松柏，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史》（郝维谦等，2011年）。

教育活动史研究：“中国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

（周洪宇，2011年）;《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周洪宇、刘训华，2014年）。

女子教育史研究：《中国女子教育史》（熊贤君，2006年）;《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周一川，2007年）;《浙江近代女子教育史》（吴民祥，2010年）;《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杜学元，2011年）;《女性教育沉思录》（段红英，2013年）;《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程谪凡，2016年）。

教育史学科发展史研究：《史学转型视野中的“中国教育史”

学科研究（1901—1937年）》（郑刚，2013年）;《制度变迁与知识生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研究（1949—2001）》（王俊明，2014年）。

特殊教育史研究：《特殊教育史》（张福娟，2008年）;《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郭卫东，2012年）;《福建特殊教育——区域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甘昭良，2013年）。

农村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2004年）;《农村教育史》（李水山，2007年）;《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李涛，2009年）;《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史》（李水山等，2010年）;《区域视野中的乡村、学校与社会：清末民初东北乡村教育研究（1905—1931）》（杨晓军，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