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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临终嘱托故事之外的忏悔（第3页）

他看了看护照，问我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

我说我来找杨先生。

他问我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

他想了想，又问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

我说是昨天晚上。

我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我送他回的家。

时间大概是半夜十二点多钟。

警察让我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我说杨先生死了。

我感到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

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

他让我讲一下我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

然后，他对我说他们在现场上发现了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他的一位中国朋友的。

我说那信一定是给我的，因为据我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我这么一个中国朋友，而且他说过要让我给国内带一封信。

我要求看一看那封信。

但是警察说他们现在还不能让我看那封信，要等到他们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我。

我说我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我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了。

这对警方的调查工作很有帮助。

那位警察说他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我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那封信交给我。

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我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我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

我不能在埃克斯等候。

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我的话之后，要求看我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我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楚之后才能走。

不过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我改换车票。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走。

虽然我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我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的话，我会终生感到遗憾和不安的。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

杜邦也同意我的决定，并把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

然后，警察把我们送了出来。

杜邦让我住到他家去。

我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其私生活的，便坚持还住回那家旅馆去。

于是，我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我无所事事，便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后来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佐敦公园里。

我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的树干。

我又看到了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

我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