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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得百花成蜜后代序（第1页）

采得百花成蜜后（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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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一

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

，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经历了译作、仿作到自创的演变过程。

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是译介侦探小说的倡导者和理论实践的先行者。

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侦探小说。

此后，西方侦探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青睐的当属《福尔摩斯探案》。

除《福尔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

在众多的译介侦探小说中，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创作的侠盗加侦探亚森·罗宾，在当时读者中的知名度仅次于福尔摩斯。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全部引介到中国。

随着侦探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译介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了一片新天地。

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成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

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

。

[1]在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有些译作几乎与西方原创的侦探小说同步上市。

“抛开日本这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上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2]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渐渐降温。

西方侦探小说为什么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如此狂热的阅读效应？从文学发展规律看，一种类型的文学模式能够存在，总是以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从而获得其独特的欣赏价值，只有这种文学模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吻合，读者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热情。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狂热的阅读效应，除了西方侦探小说呈现的新颖的故事、惊险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神秘的悬念、智慧的侦探等审美特性外，还在于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

一是神学的意境。

英国早期侦探小说批评家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Ni）带着极嘉许的口吻肯定侦探小说的生命意义。

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体现了一种“因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激变而出现的精神动**，在没有秩序的环境里生活总是让他们苦恼。

所以，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往往还体现了读者想返回到简单安宁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强烈渴望，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

。

[3]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安全感却在侦探小说里找到了寄托。

因为侦探小说隐含着一种异样的精神景观——罪恶终将被惩服，混乱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侦探小说在遥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学。

二是哲学的意蕴。

侦探小说的内容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健康心态与变态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些问题持久地刺激着读者的兴奋点，甚至把理性带到了极限——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类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

三是文化的意味。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读物，其深层也深刻地触及人类的终极眷注。

从历史发展看，犯罪的发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等悠久，犯罪现象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发生，而人类又是那么无力地拒绝神秘的**。

侦探带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怀，去揭破死亡之谜和为制服犯罪而进行的努力。

侦探小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命运。

四是符号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