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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得百花成蜜后代序（第2页）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侦探小说作家，他们都特别善于从文化上改写占统治地位的辩证法。”

[4]因为侦探小说文类坚定执著地偏爱一种场景——犯罪场景与侦破场景——的书写。

这个场景不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

侦探与罪犯在这个密闭的世界里，进行着人类的智力、毅力与信念的博弈。

正是因为西方侦探小说蕴藏着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国大地，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启蒙的中国读者。

二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

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

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

而且“神似”

。

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

但两者既有着“形似”

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

。

“形似”

——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

“神似”

——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

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

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

，有相似的审美趣味。

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

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

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

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

——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

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

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

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

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

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

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

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