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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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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祖整整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同站长、设计师和技术人员、打字员作了一次更为深入的个别谈话。

谈话的内容先是拉得很远，然后才谈到他所需要的话题上。

但是，尽管谈得仔细，却并没有获得什么满意的材料和线索。

他怀着懊丧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点起他那黑而光亮的大烟斗，不住地吸着。

他紧皱着眉头，不时地用左手抚摸前额，有时又蓦地离开自己的座位，在室内大步地踱来踱去。

他在苦苦地思索。

张祖在侦查审理这个案件以前，曾经审理过很多间谍窃取情报的复杂疑难的特工案件。

那些案件充分说明了敌人的狡猾。

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吧，有一个狡猾的间谍分子，为了获得我们某一个经济机关的重要情报，他并没有直接地钻入这个经济机关的保险柜，也没有派遣间谍打进这个机关充当工作人员。

他只是装成一个上班下班的工人，经常由这个机关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车，陪送着这些工作人员坐几站。

或者他只是在公园里像一般的游客一样，跟着他要跟的人散步。

或者他在公共的饭厅里，像平常的主顾一样，和他感兴趣的人们在一张桌上用餐。

或者他穿上红色的短裤和他所“喜欢”

的工作人员进行球赛或其他运动。

在这些异常平凡的活动和接触中，这个老奸巨猾的敌人，伸长了耳朵，细细地窃听着每一个工作人员所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后汇在一起，加以分析、研究，最后便成了最确切的情报。

还有的混入电话间充当电话员，或者充当我们机关的勤杂人员，以及在至亲好友处探听……

难道敌人窃取情报只采取这些手段吗？他的思路又自然地回到了这件棘手的案件上。

这份机密的材料，特务是用什么方法窃取的呢？从实验室看门警的严格和工作人员的警惕程度看来，一个陌生的人想混进实验站偷走材料是不太可能的。

即使混进实验站，他又怎样知道这份材料的放置地点呢？即使知道这份材料放置在站长的保险柜里，又从什么地方获得钥匙呢？……

也许是内部人员吧？是设计师、技术员吗？实验后的第一天，设计师和技术员就去部里参加一个极重要的会议了。

他们起程的日期是7月10日，而站长草拟这个实验成效材料的日期是11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份材料的草拟工作。

有什么根据怀疑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是窃取手、罪犯呢？

当然，怀疑站长这个久经革命锻炼的干部更是没有根据的。

剩下的便是打字员谢芳。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干部、青年团员，工作积极热情。

她的历史很单纯：一个贫农的女儿，上学，参加军队，做文化教员，然后结婚……她满意自己的工作，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如果是她，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她抛弃自己目前的幸福生活，干那些卑劣的卖国勾当呢？他设想是谢芳在打字时把文件背诵熟了，然后记下来，但是谁能有这样聪明的脑袋，1000多字的文件打一遍就能背下来呢？他设想是谢芳打字时另抄了一份，可是明明站长当场看着，她是抄不了的。

他设想是特务在打字机上安了一种特殊的装置，而这部打字机已经用了三年，也从来没有拿到外面修理过……他几乎列举了十几个可能，可是最后他又全部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