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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第3页）

即位之初就改变了“不任儒者”

的政策，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主持政府重要部门。

又礼请著名儒生申培公入朝，认真咨询儒家礼制等方面的问题。

建元六年（前135年）尊崇黄老的窦太后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执政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

他“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将布衣大儒公孙弘擢为三公，封平津侯，给天下士人树立了由儒术进身的榜样，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

[12]。

儒学地位空前提高，改变了学术发展的方向。

为了解除人们的思想疑虑，牢固树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权威思想，武帝多次与贤良方正们就治国统治思想问题展开讨论。

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致治的关键：“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他博引古今、有理有力的论证深深打动了踌躇满志，正欲大举更张的汉武帝：“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

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

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

和“治乱之端”

之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13]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可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

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