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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超迈往古的恢弘气势（第2页）

[5]这样慷慨豪壮的歌词。

艺术作品具有质朴、雄浑、壮丽、伟岸的特点：粗犷壮观的秦宫壁画、古朴厚重的摩崖刻石、“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的阿房宫、阵势威武一往无前的兵马俑，都是秦风汉韵的生动体现。

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里，如巨龙逶迤穿行于崇山峻岭，成为人类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秦汉思想学术的累累硕果，得之于伟大时代之赐，是新生地主阶级充满自信心的体现。

贾谊在雄姿英发的青年时代，便将天下兴亡大势装在胸中，写出《治安策》这样夺人心魄的宏伟篇章。

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

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6]要以个人力量，作尽天下最好文章。

刘向、刘歆父子以《别录》、《七略》总古今之艺文；郑玄遍注群经，汇通今古文经学；班固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将西汉一代盛衰大势娓娓道出；董仲舒建构恢弘的宇宙体系；司马迁写出牢笼天地的历史著作；王充问孔刺孟求真求实的理论探索……都是中国历史上稀见的文化成果，是只有在秦汉的广袤天宇中才能出现的群星灿烂的景观。

最能代表时人博大学术情怀的，莫过于探问宇宙秘密的理论勇气。

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力图弄清人类社会在宇宙中的位置，对于现实问题，也习惯于放在天命人事这样广阔的背景下来思考。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其实这是有识之士最关注的时代中心课题。

公孙弘在对策中也提出同样问题，并作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

[7]的结论，刘向认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8]他们都能从大处着眼，作出带根本性的回答来，可见理论气魄之一斑。

而且把天命与人事统一起来，既讲天命的决定作用，也讲人能以行感天，强调了本阶级的力量。

董仲舒论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9]，把大一统封建秩序与永恒的宇宙规律视为一体，表露出新生地主阶级对所从事事业的信心。

司马迁在神秘主义充斥思想界之时，冲破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用具体史实论述天、人可以分开，天有时对人事无能为力，人的行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历史是在变化中发展的，其发展有规律可循。

在当时这是石破天惊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人们的理论兴趣转向对纲常名教的论证，虽然更贴近社会现实，但眼界缩小了，理论气魄也销蚀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汉代社会已走到尽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百年的动**岁月。

三国两晋南北朝人只能从书本上追寻历史上的辉煌，感叹生不逢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