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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华主体文化的形成（第2页）

大体说来，从秦完成华夏族的统一，到汉代汉族名称的确定，汉族的形成与中国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

由于汉族占有中原最富庶广袤的地域，拥有最众多的人口，尤其在生产力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总体水平等方面长期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所以它自形成之时起，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发展，但具体演进形式则表现出复杂、多样性的特点。

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交好也有战争，但主流是通过交往促进相互关系的发展，也促进各自的发展，从而共同走向繁荣。

从民族的分化组合来看，个别少数民族的群众，以至整个民族融入汉族中来，是常见的情况；汉族群众加入到少数民族行列的事例，也经常发生。

从政权组织来看，汉族统治阶级建立政权，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与管理，占的时间比较长；少数民族统治者占据半壁河山，甚至入主中原，统领全国的局面也不断出现。

从历史进程来看，虽然存在着由于战乱或反动统治者倒行逆施，包括个别生产方式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夺取全国统治权，所导致的发展过程中断，甚至暂时倒退的情况，但峰回路转，历史潮流仍滚滚向前。

从文化意义上考察这些纷繁的历史现象，有两点认识是根本性的：其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从秦汉到近代，不断有新的民族崛起，有不同的民族告别蒙昧，从野蛮走向文明，经过封建化过程，赶上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脚步。

其中，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起了示范表率作用，起了核心凝聚作用。

其二，中华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的，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它们以自己的特殊文化营养，滋育着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

儒家思想是在华夏民族文化积累和华夏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

经过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选择，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对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儒家文化引导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开端，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政策的实行。

而这一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长期探索选择的结果。

儒家学说偏重伦理道德。

它以仁爱为本，提倡用反求诸己和道德约束的办法使天下归仁，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为达到这一境界，必须健全礼制，而尊卑有序的礼制秩序是由亲亲及尊尊，用扩大血缘亲情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天地间最贵重的是人，人承担着改造自己也改造社会的重任；使全社会的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崇高职责，明白怎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进行教化，是政府的最主要职能。

儒家学说从孔子创立后，其内容要点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与调整。

战国末期的荀子，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儒家进行重大改造。

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突出强调礼的作用，并引入法的概念，把孔、孟的以内省为主，改换成对外在行为的强制性要求，即由重“内圣”

变为重“外王”

。

荀子的学说以“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

[14]为基本宗旨，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天然的契合关系。

初建大一统政权的秦皇朝，选择法家为指导思想，因过于蔑视人的自然性情导致失败。

汉初的黄老之学，虽然吸收了儒家的德政说，但自身的因循性，形成了与王道政治的间隔。

它无力证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合理，也无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与之共创历史的辉煌。

儒家学说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为封建社会的存在，树起了牢固的理论支点；为它的巩固与发展，确立了合适的指导思想。

同时，儒家思想也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由思想学说扩展为整体的文化形态。

汉代统治者尊崇的儒术，是由董仲舒改造又经封建统治者不断修改补充的新学说。

董仲舒根据大一统政权的现实需要，自觉承担起建立与封建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封建思想体系的任务，将阴阳五行之说援入儒学，创立了以天人合一宇宙观为核心的新儒学。

西汉宣帝与东汉光武帝、章帝等帝王几次组织力量，充实完善了这一新儒学体系。

它的中心内容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