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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汉代经学的成就（第2页）

[34]，尤其是在《春秋》开篇的隐公元年和结尾的哀公十四年都做了这样的强调，引起了《公羊》学者们的注意。

他们认为公羊子这样的提示，不只是道出记述原则的不同，而是另有深意在内。

董仲舒从中看到了历史分期的意义和“异辞”

是由系于时代远近的情之亲疏所决定的。

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

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

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35]董仲舒抓到了“情”

这一儒家思想的要害，且对三世作出明确划分，三世成了变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但没有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演进程式。

何休使“三世说”

得到升华。

他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与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历史演化结合起来，作了哲学的抽象。

他说：“于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

[36]在他这里：（1）《春秋》笔法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以《春秋》为新王法，便有了更普遍的指导意义。

（2）三世说与“异内外”

原则相一致，三世的递进与内外、夷夏的合一步伐统一起来，为大一统说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理论支点。

（3）三世是由衰乱到升平，再进至太平的递进过程，这是强调变化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

理论意义是合于社会发展规律，有唯物主义因素；实践意义是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景，为后来的改革家、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4）三世递进说，是历史与哲学的分离。

何休从字里行间揣摩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对乱世的记录中，看到了“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

，“世愈乱而《春秋》之义益治”

[37]的理想表述。

从史学上看，这近乎臆语；从哲学上看，却可说是精辟的高论。

与何休同时的仲长统，也发表了历史演化说，在历史动力上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具有人文主义特色而引起人们关注，在历史趋势上，却认为是“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

[38]，表现为历史倒退论。

何休的三世说，没有涉及历史动力问题，但在历史趋势的看法上，是进步的，是乐观向上的。

在东汉末年的衰乱之世，何休能跳出现实的限制，以哲学的眼光道出历史的光明前途，实在难能可贵。

何休的《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很大历史影响。

晚清《公羊》学大兴，康有为赋予三世说以进化意义，改造成为披着传统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说，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