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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两汉之际的正宗思想（第2页）

……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

弃其本，荣华槁矣。”

[74]他们互相为本，如果不把对方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那么自身也就只能衰亡了。

这较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的思想通达多了。

刘向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一些民本思想，着重强调君主“无得罪于群臣、百姓”

。

他借麦丘人之口说：“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谢之，父能赦之。

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

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

[75]这是警戒君主的金玉良言。

刘向还进一步阐述君臣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隶属关系：“君道义，臣道忠”

[76]，只有君臣双方都自守其道，才会形成默契的合作，相反“臣不能死无德之君”

[77]。

人臣对于庸君“三谏而不用则去”

[78]。

这对中世纪无条件尊君的愚忠观念是理性的抗争。

刘向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任用贤才而斥逐奸佞。

他说：“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

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事而视已事，其必然也如符。”

[79]所以“举贤者，百福之宗也”

[80]。

君主任贤贵在不疑，斥远佞人贵在决断，“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

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

……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

……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81]

针对当时矛盾重重、衰微破败的政治局面，刘向提出了一些缓和社会危机的积极主张。

他借古人之口强调：“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

[82]君主正身修己，爱护百姓，不烦扰民众，是治国的关键。

他还认为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定：“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83]“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

[84]为了保证百姓的富足，就要限制统治者奢侈腐化的贪欲。

他在《说苑·反质》篇中引用李克的话论道：“雕文刻缕，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

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

对于成帝大起园陵造成的“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

的严重后果，他异常痛心，上疏劝谏成帝弃奢就俭“以息众庶”

。

[85]为保证社会的稳定，他还提出改变贫富悬殊的状况，使士农工商财富均匀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