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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秦代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第1页）

第一节　秦代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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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有崇尚法刑、轻视礼乐的传统。

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倡导刑名之学，强调以法治取代礼制，认为“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任法而国治矣”

[1]。

同时提出设官置吏为天下师的主张，认为“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

[2]。

秦灭六国之前，韩非著《五蠹》、《说难》、《孤愤》，承袭商鞅的思想，薄礼义之教，斥私学“乱上反世”

，明确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并提，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3]这样，“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作为相互依存的一项与秦国基本国策相一致的文教政策，逐渐被提到秦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实施法教、吏师制度的条件逐渐成熟，加之六国旧族对自己的失势不满，儒生又喜欢谈古论今，危害统一。

这就更加快了秦始皇将商鞅、韩非所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思想言论变为现实的速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之贺寿，儒学博士淳于越借机向秦始皇提出“师古”

、“分封”

的主张，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丞相李斯继承商鞅、韩非的思想，指出制度应随时而变，春秋时期诸侯并争、游宦盛行，而今天下一统，法令一出，要扭转“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的局面，必须“禁私学”

，因为“私学相与而非法教”

，并提出焚烧诗书，以杜绝儒士借《诗》、《书》以非当世，同时指出，凡“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4]。

秦始皇对此大为欣赏，遂颁布“挟书令”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5]。

焚书使绝大部分民间藏书毁于一炬，实为学术文化的一大浩劫，充分反映了秦废黜百家、以法治国的专制集权政治的残酷。

就在“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