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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汉代的官学与私学（第8页）

[33]；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34]；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数百人”

[35]。

名儒开门授徒，读书人千里寻师，云集门下，从《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可以看出，名儒门下弟子成百数千者屡见不鲜，甚至有著录弟子万人以上者，如张兴，著录弟子万人，牟长著录弟子前后亦万人，蔡玄门下弟子竟多达16000人。

当时私学中学生人数如此之众，讲经名家也多不胜数，如“解经不穷戴侍中（凭）”

[36]，“说经铿铿杨子行（政）”

[37]，“五经复兴鲁叔陵（丕）”

[38]，等等，更有一代名儒马融、郑玄等。

对于汉代私学昌盛的情况，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论》中有一段描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

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

，私人讲学之盛，于此可窥一斑。

由于在两汉时代，官学所授经学，今文经居绝对优势，故而在专经研习的私学中，虽仍传授今文经，但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更受人重视，实际成了私学经学传授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东汉时著名经师马融、郑玄，都以古文经著称，并兼通今文，随其学习的生徒成百上千，影响极大。

除经学外，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学专门授受，如严君平一面卜筮于成都，一面传授《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在学术上颇有地位。

东汉杨厚，少学父业，修黄老，授生徒，达3000余人。

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

东汉郭躬父子精通法律，门徒常达数百人，钟皓善刑律，门徒达千余人。

西汉的卓茂、东汉的廖扶，精通天文、历算，以此教授生徒，等等。

由此可见，汉代私学教育的内容要比官学丰富得多。

此外，医学以及各种方技，如灾异、图谶、风角、占卜、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私家传授。

虽然这当中不乏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有不少科技知识。

可以说，古代的科技知识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私学的教学方法大致与太学相似，以讲说经书为主。

另外，由于私学中弟子众多，老师便往往利用高业弟子，转相授受。

如马融有门徒400余人，而他直接授业的只有50余人，然后再让这50余高业弟子转授其余门徒，郑玄在其门下3年，都未能见其一面。

在山东诸城所发现的画像石上，有一讲学图，生动再现了汉代讲学的场面。

图的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额，长衣广袖，正挥手讲学，对面一人双手捧牍，凝神倾听，堂前还有13人捧牍环坐，认真听讲。

[39]

除上述私学的主要形式外，汉代私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特殊形式。

汉代私学中虽然已有了相当于小学的“学馆”

，官学也有类似的教育，但毕竟不够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在家内读完《论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