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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秦与汉初的史学（第2页）

秦史官的最主要职责应是在朝中司记注之职。

司马迁记载张苍在秦“主柱下方书”

，如淳解说：“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

又进一步说明：“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

司马贞也说：“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

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

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

[5]他们都认为秦未废史官侍立柱下之制。

从上引史官记录并收藏秦缪公做梦之事和渑池之会的事例看，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秦焚书的规定中所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悉诣守尉杂烧之”

[6]云云，说明秦代包括百家语在内的书籍由博士官典藏传习。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博士隶属于奉常，“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

秦代博士兼掌各门学术并参议朝政，与汉代只立经学博士不同，在他们所职掌的学术任务中，通古今显然居于最重要地位。

这里对史学强调的已不是简单的记注要求，而是研究职能。

把通古今与议朝政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史学在秦施政中占有一定地位。

《编年记》

在记注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就成为官修之史。

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以略见一斑的是《秦记》。

金德建在《〈秦记〉考征》[7]一文中对此书作了较详尽的考辨。

大略内容是：（一）《秦记》叙事始于秦襄公，止于秦亡。

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但记载了“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

等史实，而且“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8]。

（二）《秦记》对司马迁作《史记》影响很大，《史记·六国年表》基本参据《秦记》修成，《史记》中详记张仪、白起等许多秦人事迹，与较多采据《秦记》材料有关，从《史记》的一些其他记述中，也可找出采据《秦记》的线索。

（三）班固曾见过《秦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是由于疏漏，从《决疑录要》、《华阳国志》等书的征引可知，《秦记》到魏、晋时还未佚失。

另一部重要书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编年记》。

[9]《编年记》竹简共53支，逐年记载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墓主的生平等事项。

《编年记》的每条记述都很简单，有时还列年而不记事，体例与《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书的编年记事方式的大致状况。

此书采取国史与家史结合的形式，将国家大事与个人生平记录在一起，很值得注意。

由此可见，春秋时世卿设官修史之制，秦统一后仍得到保留。

与《编年记》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法律及其他文书，喜在秦始皇时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可知以吏为师的做法，在焚书之前就已成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

二、秦始皇的史学政策

秦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后，树立法家思想权威，实行全面专制统治。

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书同文，行同伦”

的文化政策，要求将文字和伦理行为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