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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两汉之际的史学（第1页）

第三节　两汉之际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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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史学有所发展。

第一，《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裁被史家认可，确立了它的地位，对它进行补续形成风气；《史记》的撰述成就对当时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它的评议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第二，成帝、哀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负责进行国家图书的整理校订工作，创立了历史文献学的基本规模。

这一时期，史学表现出较重的正宗化倾向，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对史学施加了更大的影响。

一、对《史记》的补续与评论

司马迁曾表示他写的书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37]。

他去世时，《史记》没有马上流传开来，宣帝时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

问世之初，它的开创性成就即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纷纷对之模仿、学习。

从宣帝时到班固《汉书》修成的一百七八十年间，补续、评论《史记》形成风气，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现在所见的《史记》，已非司马迁初撰时原貌，可能在初传之时，就有了残缺，也有人作了改窜。

班彪、班固父子在谈到《史记》时，都说：“十篇缺焉”

[38]，“十篇缺，有录无书”

[39]。

他们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三国魏人张晏还列出了所缺十篇的目录：“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张晏之说不完全准确[40]，但提供了亡篇的大致线索。

现在所知最早进行补撰《史记》工作的，是汉元帝、成帝之时的褚少孙。

张晏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41]四篇之外，《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等篇中，也可见到褚少孙补作的痕迹。

褚作从语言到思想与司马迁原作均不可同日而语，张晏之言有一定道理，但其功终不可没。

刘向的弟子冯商可能也对《史记》作了补撰工作。

清人沈钦韩在《汉书疏证》卷二十四说：“景武纪、将相名臣表、礼乐律志、韦贤等传，或是冯商所续也。”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两汉之际《史记》的续作情况作了概括介绍：“《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

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这些续作中，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的工作影响较大。

刘向可能是最早续作《史记》的人。

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可知刘向曾续撰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三传。

刘歆在王莽当政之时，曾对一些古书作过手脚，有人怀疑《史记》的许多篇章也经过了他的窜改。

扬雄所续，包括西汉中晚期宣帝至平帝之间七八十年的历史，数量可能很可观。

续作《史记》成就最大的，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

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