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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传统史学的成就（第1页）

第一节　传统史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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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世思潮影响下传统史学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社会变局的出现，势必对学术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现实，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提倡经世之学以挽救社会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经世史学思潮应运而生。

龚自珍、魏源、周济、李兆洛、俞正燮、沈垚、张穆、何秋涛、梁廷枏等人在治史方面的成就，就带有经世史学的特点。

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忧患意识与边疆史地研究

边疆史地学从18世纪以后开始发展起来，至19世纪中期进入兴盛时期。

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西北边疆渐趋动**，一些著名学者大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写成的《西域置行省议》、徐松（1781—1848）所撰《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垚（1798—1840）所著《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所撰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所撰的《朔方备乘》；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东北边疆地区研究的有黄彭年的《东三省边防考略》，曹廷杰（1850—1929）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编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关于中缅、中越边界方面有姚文栋撰《滇缅勘界记》、邓承修撰《中越定略图》、薛福成撰《中缅交界图》等；在西北、东北与俄国划界问题方面有洪钧的《中俄交界全图》、许景澄的《西北中俄界图》、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等，都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其中以张穆和何秋涛两人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是19世纪以来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著作，直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部历时20年，由张穆呕心沥血撰写、又由何秋涛精心整理而成的史地名著，所述地域涉及外蒙、内蒙、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地理状况。

他鉴于晚清边防的溃败，从总结清前期对蒙古政策的成功经验中，指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边防建设的重要性。

《蒙古游牧记》不仅显示出作者重视边疆国防和经济的进步思想，在编纂上也有独到之处。

首先，它是一部史志体著作，然而其记事内容和范围却超越于一般史志，在体例上对旧史志体也有所发展。

全书正文用笔简练，主要记载内外蒙古各部地理和建置沿革，同时在注中引证大量资料，介绍其地古今史迹、文物、山川水道、地形险夷、各部历史等。

这种正文与注相辅，既突出某一主题，又兼顾其与他方面事物联系的编写方法，可以说是开了史志体的新生面。

既陈古义，复论今事，给人以完整系统的蒙古史概念，这是《蒙古游牧记》的第二个特点。

此外，该书在资料运用上以及十分注重吸取当代实地调查的成果方面都极有特色。

总之，《蒙古游牧记》在地理学和史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是张穆一生学术的结晶，在近代边疆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张穆也成为近代史地学的重要奠基人。

另一位史地学家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既是近代史地学名著，同时也是早期中俄关系史著作。

其书不仅取材广、考订精，且经世目的鲜明。

他在“凡例”

中说：

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折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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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欲通过宣扬汉、唐、元及清前期的武功，激励清统治者，提高自强和信心，整顿边防，抵御外侮。

何秋涛从“揽地理戎机之要”

的目的出发，不仅记载历朝北边用兵得失之故，还对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