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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第1页）

第一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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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四书五经是学生的基本读物，科举取士是士人的唯一出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

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教育虽已离开了家庭，但还没有固定在制度化的学校系统之中，并且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以八股文、科举取士为中心，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腐败透顶，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遏人才的障碍，亟待改革。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封建的中华帝国开始跨入了自己的“解体的过程”

，出现了种种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时代特征。

其表现为：在国际地位上，中国由独立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放弃闭关政策，走向世界；在经济领域，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新的因素开始出现；在社会上，新的社会因素开始出现，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工商社会逐渐产生。

国际联系的扩大尤其外交事务的频繁，经济领域的变化尤其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基础的异动尤其社会主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如此等等，都迫切需要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学校制度那样的新式教育的出现，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痛感“创巨痛深”

，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

，[1]从而迅速形成了御侮自强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这为期30多年的时间里，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外语、专业技术、水陆师武备三种类型的学堂，还兴办了留学教育，改革书院。

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维护封建统治。

但随着它的发展，其内涵、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教育内容、形式、方法乃至体制都或多或少地突破封建教育的樊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一、外语学堂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同治元年）。

当年夏天，10名满族学生入馆学习英文，第一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正式开学。

其后两年间，上海同文馆（1869年改为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也次第成立。

除以上3所主要的外语学校，还有新疆俄文馆（1887年设）、台湾西学馆（1887年设）、珲春俄文书院（1889年设）、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设）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

1902年全国教育经过改革，成立大学堂，北京同文馆遂并于京师大学堂。

北京同文馆

外语学堂创办的明确目的是要尽快培养外语人才，偌大中国没有一位合适的外语教师，聘任外国人任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同文馆从初创之始算起，前后大约聘任了70多位外籍教师，其中不乏为培养外语人才、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做出成绩者。

如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本是美国传教士，通晓中文，曾任馆中英文教习，讲授国际公法，1869年受清政府任命为总教习，任职达25年之久。

再如英籍教师傅兰雅（JohnFryer），曾先后任过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教习，他在华期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书范围极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个方面及社会科学某些方面，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洋务派在借材异邦与受制于洋人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较明确，同文馆在聘任第一批外教时就“预为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3]。

这些学堂设置的课程主要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希腊文以及国语。

这是以培养翻译人才而定，后因培养掌握科学技术人才的需要，又增设了舆地、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万国公法之类的课程。

同文馆的学生在毕业后绝大部分是担任翻译，从事外务活动。

如有的在总理衙门担任翻译，有的被任命为各省外交的翻译，有的被派遣国外，担任高级外交官职。

据粗略统计，在1911年前，京师同文馆学生中出使驻外公使的先后有汪凤藻、张德彝、胡惟德、颜惠庆、陆征祥等21人。

[4]除此之外，也有参与内政的。

如有的担任各地知县、知府，有的加入电报局，或担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的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