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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近代出版机构的创办（第2页）

太平天国出版活动的著作人，前期以洪秀全为主，其作品主要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献，是太平天国革命早期的理论纲领。

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也有《天父下凡诏书》、《反清檄文》、《太平军目》等著作刊行。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成就，为中国农民革命摆脱封建羁绊提出了改革设想，为太平天国绘制了新的蓝图。

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中后期还提出出版儒家经典的问题。

19世纪40—60年代，是中国近代出版业形成时期的第一阶段。

从技术上讲，雕版印刷和铅印并存并逐渐使铅印占主导地位，从出版事业的主体来讲，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和太平天国的出版事业的兴起，打破了中国出版史上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儒家经典统治的局面，是中国出版史上新的变革时期。

二、洋务派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在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校之外，还设立了翻译出版机构，其中最著名、对中国出版业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于1862年成立于北京，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馆内设印刷所，译印数理化文史方面的书籍。

在从1862年成立到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近40年间，同文馆编译的西书有《万国公法》、《全体通考》、《化学初步》、《化学阐原》、《拿破仑法典》、《公法会通》、《格物测算》等数十部。

从事翻译的外国人员有丁韪良、毕利干（M.A.Billeguin，法国人）、骆三畏（S.M.Russcll，爱尔兰人）、德贞（Dr.Dudgeon，英国人）。

中国的译员有汪凤藻、凤仪、庆常等。

在同文馆的译作中，有几部书影响最大，包括《万国公法》（丁韪良译，1864年出版）是北京同文馆出版的第一部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论述国际关系的译著。

《化学指南》和《化学阐原》（毕利干译）是中国最早介绍化学知识的书，在中国化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星轺指掌》（1876年出版）是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

《富国策》（1880年出版）是第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

《英文举偶》（1879年出版）是第一部英文文法中译本。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译书机构，同文馆对于后代译书风气的形成、翻译人才知识结构的造就和译书出版经验的积累，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同文馆之后，又涌现出一些译书机构和新式学堂，其中出书最多、历史最久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式军用企业。

当时徐寿、徐建寅父子曾在其中供职，对舰炮枪弹多有发明，他们为“探索根底”

，要求“将西国要书译出”

，刊印传播，得到曾国藩允准。

1867年，翻译馆成立，由徐寿负责。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开始译书，起初选择译书都系该局急用者，而不在乎各门学科的系统性，重点是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与船舶制造学方面的书。

以后译书范围逐渐扩大。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其存在的40多年（1868年至1912年）中，共译刊了200余种书籍，内容涉及军事应用技术、工艺制造、铁路、医学、自然科学理论等。

军事应用技术方面的有《制火药法》（1873年傅兰雅、徐建寅合译）、《克虏伯炮弹》和《克虏伯炮操法》（1872年金楷理、李凤苞合译）等。

工艺制造与矿业方面的有《汽机发轫》（1868年伟烈亚力、徐寿合译）、《冶金录》（1879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宝藏兴焉》（1884年傅兰雅、徐寿合译）、《井矿工程》（1870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银矿指南》（1871年傅兰雅、应祖锡合译）等。

西医方面有《儒门医学》（傅兰雅、赵元益合译）、《内科理法》（舒高第、赵元益等译）等。

铁路方面的有《行军铁路工程》（1886年傅兰雅、汪振声合译）、《铁路汇考》（1899年傅兰雅、潘松合译）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注重应用技术类书籍的翻译出版活动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一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书籍。

数学方面的有《微分溯源》、《三角数理》、《决疑数学》（分别于1874年、1877年、1880年由傅兰雅、华蘅芳合译）等。

物理学方面的有《奈端数理》（李善兰、伟烈亚力、傅兰雅合译）、《电学全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通物电光》（傅兰雅、王季烈合译）、《声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光学》（金楷理、赵元益合译）等。

化学方面的有《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术数》、《化学工艺》（由徐寿、傅兰雅、汪振声等译）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主要翻译人员，外国译者有傅兰雅（JohnFryer）、伟烈亚力、金楷理（CarmmKrerer）、林乐知等，中国译者有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凤苞、李善兰、赵元益等，翻译方法主要是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录。

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给中国出版业带进了一丝新鲜空气，向中国输入了一大批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及新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研究，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