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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生活习俗的变迁（第1页）

第一节　生活习俗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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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俗的范围甚广，大凡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葬嫁娶、社会交往等，都囊括其中。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节于生活习俗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要而述。

所论及的只限于衣食住行及器用等物质生活习俗的变迁。

一、长袍、马褂和洋装

晚清时期服饰文化变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清代前期及传统服饰的改造扬弃；二是满汉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补充；三是吸收融合西方外来服饰文化的有关成分，发展完善传统服饰，使服饰文化的改进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一致。

从总体上看，在清代后期，帝后的服饰变化不大，基本上承袭前期的法定内容，但文武百官乃至庶人百姓的服饰却都有程度不同的变革。

这种变革在近代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南京、上海等地，表现得尤其突出和剧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废除帝制以后，剪辫发、易服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更是一次服饰风尚的大变革。

晚清贵族夫人与各国驻华公使夫人合影

中国近代服饰文化的变革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放和进步相一致的。

在近代，传统服饰的宽衣博带、长裙雅步都已显得落后，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这种宽大的衣服妨碍劳作，早已有人提出要进行改良、变通。

服饰上森严的等级区分，既不符合近代平等观念，压抑了普通民众对大众化服饰的追求，又因搞得十分烦琐而令人难以适从。

满族服装则成为近代反清斗争攻击的目标之一，中国服饰的近代化势在必行。

中国人最早着洋服，大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沿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广州在19世纪50年代即有少数人模仿洋人打扮。

有很多姑娘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头巾，一些为外国商人当买办的华人也偶有穿洋服者。

这一时期的文人笔记以及《点石斋画报》对此都有反映，但从整体上看此期穿着洋装者为数极少。

士大夫中尚无此种现象。

连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临时披了洋人衣服，也被作为一条罪名遭到弹劾。

直到19世纪末，剪辫易服呼声高涨，才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

维新派把“断发”

、“易服”

提高到强国的高度，发出了改良社会风俗的呼喊。

但是，这一时期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官民服饰而是军服、警服。

改革的过程参照了西洋和日本制服，一改长衫裹腿，在外观上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

这一时期一些开明知识分子认为，既有西装的形式，就应讲求西装的精神。

西装的精神在于发奋踔厉，雄武刚健，有独立气象，无奴隶性质。

不仅如此，衣服装束与外国人相同了，则酬酢交往易相融洽，没有隔阂；来往考察事务，向外国人学习，没有猜忌凌辱之患。

一句话，穿了西服，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1]这种说法几近“西装万能论”

，不无偏颇之处，但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服饰追求上求新趋变的心理。

在西服热中，20世纪初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学统一制作的新校服格外引人注目。

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1903年胡汉民任教习所在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在岁时年节学生可以“披洋衣，揖孔孟。”

[2]可见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数。

1906年胡适进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在装束上更反映一个多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