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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礼俗变迁与年时令（第10页）

，但民间于岁时伏腊，仍只知中历不知有西历，究其原因，中国传统习俗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一是中国旧历，有二十四节气之设，与农事紧密相关，农民为适时耕作，需要旧历；二是岁时伏腊，传统节日，以及每月朔望焚香祀神，都是按旧历年月日固定时间的；三是算命术士等人认为与人的命运祸福关系极大的生辰八字、干支属相、黄道吉日，等等，都是按旧历来推算的；四是根据习惯，民间债务多以旧历年关为结算期限。

这些原因中，既有不合理的，如天时迷信与禁忌等糟粕；也有合理的，如二十四节气与农时等精华。

因之既难以全部保留又难以全部代替，于是在民国以至今日，出现了一种旧历与公历并行使用的局面。

1912年1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民国改历的精神和国民的风俗习惯，议决编历办法四条，规定“新旧二历并存”

，“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

、“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

[64]此后，中西历并存，通俗以阳历为“官历”

、夏历为“民历”

，“新旧参用，官民各分”

。

岁时令节，既按夏历进行农事活动和过传统节日，又按阳历进行政治活动和新节日纪念，甚至过年也是“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之新年”

。

[65]在这里，中历西历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分别发挥其优越性，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自起着特殊的作用。

这种现象，堪称中西文化和新旧习俗融合的典范。

当然从另一角度也有“你爱摩登，可遵新历；我是老朽，且从夏制”

[66]的说法，反映着传统习惯的顽强性。

但不管怎样，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俗的变化，已成为无可更改的事实。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

在中国传统的岁时礼俗中增添有意义的节日的建议。

梁启超就曾在《清议报》印行一百册之际和癸卯年（1903）元旦时，两次提出此问题。

他认为“东西各国，每年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为国民荣誉之纪念”

，如美国的7月4日、法国的7月14日等开国成功纪念日。

这种庆祝活动，可以使人记已往，振现在，励将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增添强国、勇猛、进步、自立的气氛。

而我国向来无此风气，号称一年中普天同庆的节日，也不过是元旦这一天。

而元旦不过地球绕日一周而复、毫无意识之天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或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意义。

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前人的事业，则只有考据而无纪念，因此历史的思想极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也因此不生。

[67]梁启超批评旧历元旦的庆祝有些过激，但他能从爱国、爱团体、爱事业的角度，提倡学习西人设立富有意义的庆祝节日，都是很有见地的。

进入民国以后，有这种认识的人多了起来，逐渐汇成了政府的共识，在传统岁时节日以外，逐步增加了不少有纪念意义的新式节日，为中国的节日习俗增添了异彩。

中国古代用“干支”

纪年，即用10个“天干”

和12个“地支”

相配合，成60个干支，用以纪年。

60年一轮回，周而复始。

用来计算、表示60年以上时间，如此循环使用很容易混淆，于是又配以帝王号或帝王的年号一并使用。

从西周开始用帝王号纪年。

明清两代，每个帝王只用一个年号，年号也成了帝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