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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三大政权的主要文化政策（第3页）

三民主义本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革命学说，它包括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充满了爱国、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对传统道德笼统肯定、分析不够和反帝主张不明确的弱点，从而留下了后来被蒋介石加以歪曲利用的隐患。

五四以后，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为特征的新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基础。

蒋介石政府当然不可能推行这种新三民主义，他们所奉为至尊的三民主义，是经过篡改、阉割的蒋记“三民主义”

，抽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主实质和革命精神，将孙中山孔子化、三民主义儒学化，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法西斯独裁品格。

蒋介石指出：“三民主义是我们总理创造出来的，他集古今之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以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

[11]被改装后的“三民主义”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依靠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推行。

1928年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断提倡所谓“四维八德”

，即“礼义廉耻”

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上至中央党部下至民众团体，都要制作书写这些字样的匾牌，予以悬挂和宣传。

虽然在提倡这些传统道德规范时，他们也作过某些重新解释，与纯粹的封建道德不可完全等同，但其封建臭味依然浓烈扑鼻。

1934年7月，国民政府更明确规定每年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在全国举行祀孔，并在不少地方学校中恢复读经。

同年，国民党宣传部还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发动了所谓“文化建设运动”

，鼓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实际上不过是近代“中体西用”

文化观念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相表达。

为强化文化控制，对抗影响日益强大的民主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摆脱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年初发起了一个旨在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改良社会生活，以求“民族复兴”

的“新生活运动”

。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7月1日，又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他本人任总会会长，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

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说，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为运动设计了一套理论和方针。

新生活运动包括思想原则和具体行动规定两个方面。

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准则，是各种具体行动的基准。

蒋介石认为：“新生活运动的本旨，是要以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终不懈地实行下去。”

在《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中，他对礼义廉耻进行了儒学的规定与解释，将其作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来要求。

在具体行动方面，《新生活须知》对衣食住行应该采取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在某些方面也吸取了西方资本主义道德、礼仪以及其他精神文明的一些形式。

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

、“生产化”

、“军事化”

。

在这“三化”

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事化”